推薦序
註英國代表處代表 田弘茂
我在一九六三年赴美國唸研究所，那是威權時代，台灣仍然停留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 基本上貧窮， 社會封閉不自由，政治上獨裁專制，出國前我聽說台北有扶輪社， 成員都是一些外國人或是大陸來台的要人， 印象中扶輪社與一般我熟悉的社會是隔閡的，甚至對一般人言之，是遙不可及的， 是政治社會與富人階級的菁英團體。黃其光先生書中所描述早期的扶輪社如台北扶輪社，其成員及運作方式， 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我早年對扶輪社的認知。
然而在我離開國門廿年後，扶輪社逐漸在台灣的大都市普及，可以說是台灣自由經濟起飛後的結晶，反映了八十年代正在蓬勃發展的社會自由化潮流。它的成員，不再局限于五、六十歲的上層社會菁英, 有了明顯的年青化, 多元化取向，因此，展現了活力。扶輪社與其他若干社團成為新興中產階級的社團，結合了正在崛起的本土工商企業界人士、專業人士、政界人物、與其他社會各界意見領袖等。扶輪社的組織型態與內部運作程序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教材，許多推動台灣政治與社會進步的人物便是八十年代以來"扶輪大學"畢業的。
八十年代，我一有機會就回國，這是出國廿多年後思念台灣故鄉的緣故，當時正在急速變遷的台灣社會、經濟與政治各領域，都激發了我的想像及興趣。我是學政治科學的，對於正在激盪變化的台灣政治社會，當然存有知識上的好奇；作為台灣人，更加有擁抱台灣的衝動。但是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之間，台灣的封閉，使我們對它正在發生的種種，感覺相當陌生，在外國生活的人更會覺得如此。我在一九七六年應著名的"中國季刊" ( The China Quarterly) 總編輯Dick Wilson之邀，在該刊寫了一篇有關台灣政經動態及外交情勢的文章，也是該刊首次刊登有關台灣這類議題的文章。現在回頭去看，覺得內容不夠深入，原因是當時在政治禁忌下資訊缺乏，旅居海外的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內部動態感到陌生。但是在一九八九年史丹佛大學出版我的"大轉型-中華民國社會政治變遷" 一書時受益于台灣政治逐漸鬆綁之影響，就已經能相當深入的體察八十年代的台灣社會。
不管就個人的經驗，抑或從歷史觀點切入，我們都不能忽視扶輪社的發展與台灣整個社會演變的脈絡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 其光兄在一九七五年以一個三十歲"年青小伙子"的身分試圖加入台北扶輪社那種上層社會俱樂部所遭遇到的曲折，令人印象深刻，及至他在九十年代後得以爭取在台北相繼舉辦扶輪國際年會及國際扶輪社長會議，是他奮鬥的成果，對外交孤立的中華民國而言，其意義非比尋常。
一九九０年應李登輝總統之邀，我回台參加當時他為推動憲政改革及兩岸關係所召開的『國是會議』，並成為其籌備委員。當時，我已經體會到不少扶輪社員－年青、有成就、具備對國家社會積極關懷的共同特徵！九十年代中，我應邀到扶輪社演講，對國際局勢及台灣內部動態加以剖析，先後在台北、台中、台南與高雄等地的扶輪社作了將近廿次的講演。
透過這些接觸，我對扶輪社開始有所瞭解，亦結交了許多社員好友，逐漸能體會到扶輪社非但不似早期與台灣社會隔閡，反而認知到它是台灣社會變遷中的重要指標，我對扶輪社形成了正面而高度的評價。本人與作者的因緣亦始于扶輪社的聚會。在一次應邀到芙蓉社演講的機會，才認識到其光兄原來是總監。在此之前，我對『總監』這個職位毫無所悉，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後來我經由與新光吳東進董事長的交往，才真正認識到他身邊這位黃其光竟是亞洲地區扶輪界的『大哥大』！
拜讀本書原稿之後，我們可以稱呼黃先生為台灣的"扶輪先生" (Mr. Rotarian of Taiwan) 亦不為過。從一九七六年參加台北扶輪社開始，他隨著扶輪社在台灣長大，亦帶它共同嘗盡酸甜苦辣。廿八年來他參加例會的出席率是100%，在地區總監任內成立十九個扶輪社。綜觀過去將近三十年，台灣扶輪社友能從九千多人成長到一萬六千五百多人，他兢兢業業的輔導與推動，勤奮耕耘，貢獻最大。如今扶輪社友遍布全台，在台灣社會已經完全紮根，對各種社會服務賑災救難及參與人道啟發的救濟所作的貢獻，令人讚佩。
從一個初入會便被拒的"年青小伙子"到擔任社長、地區總監、國際扶輪社理事、副社長以及其他重要的職位，這一生燦爛的經歷，終於使他幾乎走到國際扶輪組織的頂峰，順便在此預祝他不久扶正，成為華人第一位總社長。
本書在某些章節用細膩的手法描述作者透過扶輪活動把"國際"帶到台灣，又把台灣推向國際社會，從事許多艱困的國民外交。經由各種國際會議、研習會、募款等使他足跡遍及各國，讓台灣與中華民國名稱不斷在國際場合出現。透過這些活動，他結交了數以萬計的國際友人，使他們認識台灣，支持台灣，形成我們在國際社會間一支無形卻極龐大的支援力量。
從一九七一年離開聯合國，接著于一九七八年與美國斷交以來，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一直面對外交極度孤立的挑戰，我們幾乎完全被排除在以國家屬性所成立的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及其所屬功能性機構。世界上所有工業化民主國家，以及人口較多的其他國家亦完全與我們斷絕正式外交來往。三十年來我全體國人所遭遇到的屈辱可想一般。
陳水扁先生就任總統後，本人擔任外交部長期間就設法讓正在蓬勃發展的民間團體積極參加對外事務，走出去，向國際嗆聲。我在外交部成立了NGO (非政府組織) 委員會，協調NGO之間的對外工作以及NGO與政府間對外工作的分工與搭配。同時， 外交部也規劃舉辦了NGO研訓班，讓民間人士吸取國際事務更多的知識並提昇外交技能。亦在我任內規劃成立位於仁愛路的外交學院，作為未來外交人員與NGO國際事務的訓練機構，進一步整合國民外交與政府外交工作。
一生中想完成一件讓世人記憶猶新並出類拔萃的事業是極不容易的。在台灣，提到本土企業家就會聯想王永慶和張榮發；提到高科技產業，會想到張忠謀、施振榮、曹興誠等等；提到文化創新便聯想到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可以用同樣的標準說，一提起黃其光就會聯想到台灣扶輪社甚至國際扶輪社。
其光兄這本書，用他的參與角度將數十年來扶輪社在台灣以及國際間活動、發展的軌跡描寫得非常細緻。綜觀古今中外，人們追求權力、財富、知識、宗教信仰，或道德上的超越，黃其光過去所走的路，所追求的則是扶輪社在台灣的發展與服務，以及透過扶輪社讓台灣走出去。 這是值得令人尊敬的生平志業。
因為有他鍥而不捨的服務精神，才有今天的成就。扶輪社組織在一個全球化後的地球村已經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跨國網絡。中華民國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就必須多依靠像扶輪社這種國際性的民間團體把步伐走出去，這是所有在台灣的國民都應當共同賣力以赴的，其光兄作了好榜樣。
總而言之，從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形成龐大的中產階級，這些人便是推動扶輪社在台灣發展的動力。解除戒嚴，社會自由化之後，集會結社變成合法，民間團體乃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為扶輪社提供客觀上發展的基礎。九十年代中台灣邁向憲政民主，獲得國際社會高度肯定，加以經濟繁榮所提供的物資條件，讓台灣得以經由扶輪社等重要社團在國際間受到重視。 這些宏觀性的發展與扶輪社的成長與成就應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人的因素還是最重要，黃其光兄，您這一生活得多采多姿，極富創意！
田弘茂 謹序
于倫敦200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