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年前今天﹐本報創報社長于以同烈士﹐凜於民族正氣﹐堅決拒絕日寇要求他在沒有新聞自由環境下繼續出版華僑商報﹐充當日偽欺壓蒙騙菲律濱華社的御用宣傳工具﹐從容就義。被日本軍劊子手槍決於馬尼拉華僑義山。菲律濱華社為懷念于以同烈士以及其他同時殉難的文教界先輩顏文初、吳九如以及菲律濱華僑抗敵後援會抵制仇貨小組諸委員﹐公訂每年這一天為菲律濱華僑抗日烈士節﹐來緬懷他們和兩天後遭殺殲的中國駐菲總領事楊光泩與全體館員以及淪陷三年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的菲華抗敵志士。
本文是本報總編輯于長庚撰寫的﹐思念為國捐軀的父親。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五日
溫文儒雅
儀表端莊
父親是位溫文儒雅的紳士﹐臉上常露微笑﹐說話聲音堅定溫柔﹐卻給人以有不武而威的莊嚴感受﹐是位受人敬重的長者。
父親很注重儀容﹐他的稀鬆頭髮和兩撇鬍子﹐時刻都梳理齊整﹐西裝革履﹐畢挺潔亮。在我的印象中與存留的照片上﹐他總是西裝畢挺﹐有時還持有杖拐﹐有著那一時代英國紳士典型的儀表。
他的飲食習慣也西化﹐早餐吃麵包麥片與煎蛋。
他的僚屬職員﹐對他都是畢恭畢敬﹐即使跟隨他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華僑商報經理林曙明(林英燦)﹐向他匯報時總是盡量扼要簡略﹐直截了當﹐不願多打擾他老人家﹐不願浪費他的時間。一些比較不常與他談話的編輯部或營業部職工﹐在他面前有時竟然出現口吃不流利的現象。
重師尊道師表莊嚴
這或者是父親年紀很輕時便執教鞭﹐養成不可或缺的那個年代師長的尊嚴。他的桃李滿佈華人社會各角落﹐對他的不苟言笑的形像深刻腦海。
事實上﹐父親是位很風趣的人。他在世最後幾年﹐每個星期天皆與幾位熟稔的友朋玩衛生麻將。他談笑風生﹐很輕鬆地講些頑皮風涼話。
星期天時間並不是白費在無聊的方城雀戰。他的玩伴余清箴、許志笙、桂華山與蔡桂林等﹐都是當年中華商會、華僑教育會或善舉公所的骨幹。他們時常利用星期日的碰頭﹐談討一些華社面對重要事項及對策。
父親在商報與屬下中華印書館辦公的時間不多﹐大概不會超過半天。大部分時間且是用於每天為小商報撰寫一篇短小精悍的小方塊專欄。他也勤於與國內外文友保持信函來往。每天都可看到他在寫信。
他不懂英語﹐可是幾十年的磨煉﹐報社英文信函﹐他簽名前總是很小心專注地閱讀﹐顯然已自學到能意會要點。
應酬交際關心華社
父親的時間多用在與華社人士的應酬交往。菲律濱一九四一年淪陷前﹐華僑商報租用樹日街與亞實加那牙街(現改名勒道大街)拐角整棟三層樓的李清泉大廈。當時僑領李清泉的福泉木廠辦公室即在隔壁。父親經常在隔鄰辦公室或者中興銀行行長辦公室與李清泉先生商討華社僑鄉與祖國救亡事業。中午與晚上多有應酬﹐每星期都會到中華商會職會員組成的東方俱樂部好幾趟。且另與多位社會同工有著固定的餐聚﹐例如每星期三晚與華僑中學校長黃澄秋博士同進晚餐﹐研
討僑教問題及僑中校務。
七七蘆溝橋抗戰軍興了後﹐他在報上撰文激勵僑胞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推動抗敵後援會宣傳抗日以及聯絡友邦人士支援工合運動等等﹐也都盡力去做。
十四喪母慈父溺愛
不過﹐在我的心目中﹐父親不是嚴父﹐而是出奇的慈父。這或者是因我十四歲喪母﹐且身體贏弱內向﹐使父親不得不兼負慈母的職責。
我強索記憶﹐最早印象﹐是十四歲重再來菲前﹐我與母親及弟妹住在廈門鼓浪嶼僑領李昭北主有的李家園的時候﹐父親經常一年二、三趟自菲回家小住幾天﹐視察他經營的中華印書館在廈門鎮邦路創設分店的業務﹐即轉往福州、上海、南京等地。當我八歲的時候﹐自福民小學轉到英華書院校友小學﹐他帶我到英華書院隔鄰楊家園去找他的摯友楊忠懿先生(即商總第一任理事長楊啟泰的父親)﹐請他在我報名申請書了簽名作為我的擔保人。我十二、三歲那一年﹐父親有一次回家﹐攜帶我從鼓浪嶼﹐偕同一位父親的朋友﹐租賃一隻舢舨渡江往廈門。翌天同這一位父執輩到訪﹐我對這位前天同舟對坐的長輩竟茫然沒有絲毫印象﹐一再盤問他是何許人。父親才發覺我患有深度近視﹐帶我去檢驗眼睛﹐我的近視竟然已是四百餘度﹐難怪整日面對面不相識。
父親沒有責怪我糊塗﹐不知珍惜眼睛﹐只是溺愛地為我配戴近視眼鏡。我年少體弱多病。不但坐船會暈船﹐連坐汽車都會暈得嘔吐不已﹐坐人力車感到不舒服。且秉性異常內向害羞。到我二十歲的時候﹐同陌生人講話不但口吃﹐且常滿臉通紅﹐連僱用馬車同馬車伕講價﹐都會面紅耳赤﹐非常難為情﹐比較封建時代三寸金蓮不出大門的大家閨秀還不中用。
正因為這樣﹐嚴肅的父親不得不在我喪母來菲﹐與他第一次住在一起時﹐像慈母般地溺愛著我。
我時常發燒患病﹐父親都是親自邀請他的好友﹐仙下其厘街神農中藥房的中醫傅梓輝或者醫室設在仁那黎興智街住家的西醫鄭漢淇來家裡診治。
父親酬酢繁忙﹐可是不論他什麼時間回家﹐都一定走進我的臥室﹐替我蓋好被褥﹐塞好蚊帳。
為了糾正我的內向害羞陋習﹐父親利用一切可能機會﹐攜帶我同他四出探訪朋友﹐或參加他的定期餐會以及星期天的麻將牌碰頭會。他也帶我去看球賽及別的活動。依憑我的記憶﹐他雖疼愛大妹茵蕙以及長城長籟﹐可是好像只常帶我在他的身邊。
重視漢文費盡苦心
我唸到華僑中學初中二年級﹐當時僑中校長不斷更迭﹐教職員間關係緊張﹐校務動盪﹐校風不理想﹐乃決定輟讀漢文﹐專攻英文。父親對我自作主張﹐沒有責怪﹐也沒有勉強我完成漢文中學校業﹐只是禮聘古典文學有高深造詣的柯柏行老先生到家裡單獨教授我古文觀止及別的中文典籍﹐並鼓勵我報名讀僑中幾位優秀教師晚間開辦的詩詞專修班。
蘆溝橋事變﹐抗戰全面展開﹐父親與國內主張抗日的友人每天都有電訊往返。當時使用的是電報號碼﹐用四位數字充作每個漢字代號。他常要我使用電碼簿譯出電文﹐也要我把他的電文注明電報號碼。每逢我找不到的難字﹐他會諄諄善誘地解釋難字所屬的字部﹐通過實踐要我多多學習漢文﹐用心良苦。
父親重親情﹐對他的唯一胞兄﹐敬愛有加。伯父髮妻所出的兩位堂兄﹐長纓與長齡﹐都得到父親提攜。父親晚年也為伯父在福州購置田產住宅﹐供他自省政府退休後養老之用。
父親身在海外﹐心向祖國﹐當時華僑在菲都持過旅心態﹐希望祖國強盛﹐家鄉繁榮﹐衣錦還鄉。故商報特別著重故國家鄉的信息。他與祖國愛國愛民人士保持聯繫﹐包括當年愛國老人馬相伯、柳亞子以及一二八淞滬戰爭的抗日英雄蔡廷鍇、蔣光鼎等。
為了一致抗日﹐他與當年中國駐菲律濱總領館人員過往密切﹐共謀發動華社支援抗戰。
父親就義前五年是我與他唯有相處的時候﹐也是我真正認識及享受慈父溺愛的快樂時光。
父親永遠是那麼和顏悅色﹐我從來沒有聽見他提高嗓子說話﹐也沒有看見他發過脾氣。他的修養爐火純青﹐是我最羨慕的品性﹐更是我窮一生還不能修煉其十分之一。這是我最大遺憾。
我很幸運有這樣一個體貼入微的慈父。
唯一感到沒有對不起父親的是。他的從容就義遺留給我們後人的勇於負責任的身教。長城與我自信對這家訓不敢時刻忘懷﹐沒有令在天之靈的父親感到失望。
觀審報人現場記述
裁判我與長城坐牢的國民黨軍法庭﹐是一九七O年八月十四日在台灣省台北市郊新店舉行的。那是二十七年的往事﹐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經歷早已淡忘﹐日前為搜集資料﹐翻閱當年報章﹐看到前後在岷里拉時報與岷里拉紀事報撰寫專欄、現是菲律濱星報專欄作家亞歷罕諾•羅西斯現場觀審﹐替菲律濱通訊社撰寫的述敘記實。
這位曾經是馬加巴牙總統年代的教育部長﹐遠東大學文理學院院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菲國委員會主席﹐也是與台灣當局曾經過有密切關係的文教界德高望重的文教界前輩﹐與當年駐菲的國府大使杭立武聯合創組菲中友好協會﹐兩人親自擔任共同主席。他的觀審記實是這樣寫著﹕
「人之愛莫大於斯」。這句名諺今天掠過我的腦際﹐當我觀看于長城長庚堅毅地站在法庭上﹐毫不猶豫地爭相承擔他們發行的報紙的責任﹐以互相保護另一位免受法律的懲辦。
「我是觀看這兩兄弟面對所謂傳播共產宣傳控訴的突然審判的菲律濱報人之一」。
「前天晚上﹐我們三人﹐菲全國記者總會會長安頓牛•殊迷爾﹐范•紀漢諾律師與我在蒙古涮羊肉店慶長城的五十四歲壽辰」。
「這兩位兄弟分別作出他們的申辯」。
「雖然他們受到幾乎長達四個月禁見的隔離拘禁﹐兩人都自發自動地替另一位講話」。
「長庚宣稱作為華僑商報總編輯﹐他認定一切責任應當由他一個人肩負」。
「他表達希望長城可免受任何懲罰」。
「他補充說﹕我很抱歉我為長城增添這等麻煩苦難」。
「長庚說﹐他視新聞自由比較他的生命更重要」。
「另一方面﹐長城也說出同樣感受的話。作為社長﹐他願承擔全盤責任﹐及希望長庚可以倖免受罰」。
「兩人都很明確及堅決地申明他們對新聞自由的信仰」。
「我自言自語﹕這兩位報人申誓他們的信仰﹐我希望假如有朝一日我是處在同樣熔爐﹐我能夠同樣輝煌地經得起考驗。」
我們兄弟自願承擔商報一切的責任﹐實只是繼承我們父親成仁遺留給我們的良好榜樣。
在台北四小時鬧劇般軍法庭審判前三十年﹐父親受醜惡無人性的日本軍法庭在岷里拉審判﹐慷慨從容地告訴目無國際法紀的日本軍法官﹐不必查問或追究華僑商報的編輯仝人﹐作為商報社長﹐商報一切抗日反日的文字宣傳的責任﹐都應當由他一個人承擔。
父親遺留給我們的勇於負責任的傳統﹐我們兄弟未敢時刻忘懷。我們不是在自相袒護﹐只求無負於父親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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