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頁-

    一九五六年秋我終於被釋放，獲自由之身踏上台灣的土地，離開土城的「新生教育研究所」﹝是綠島期滿釋放前的生活技術訓練所﹞。離去前猶被警告，在外不宜報導過去四年受「新生教育」的經過，出去後宜安靜地生活。他們會繼續「關心」我生活情況．．．．．
　　這批情治人員的教育水準可稱頂峰，言談措辭及格，但用錯對象。徒使我內心裡的憤恨，更上層樓。三十年後我成功地當上扶輪社總監時，地區包括香港與澳門。又一位情治人員也突然來訪。探知我對港澳方面的工作方向與態度。竟問是否需要他們的助力，裝做是善意而來。我以笑臉送他下樓，“謝謝你們關心”，沒有說再見。
　　住入台北市的期間，縱然有四位岷方來的難友同居，生活上彼此照顧，但難免有舉目無親似孤兒之感，尤其是母親因急於來台與我會面而病逝之後。
　　自殺的人絕不是弱者！我沒有勇氣去自殺，以了斷現實環境對生命的約束與困綁，去陰間追求解脫終生的遺恨。自殺並不是沒有考慮過，只因我尚看不到我在台灣有什麼樂觀的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