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扎根台灣   世事空知學醉歌， 今日龍鍾人共老， 顧影無如白髮何？ 感恩！感恩！

十二.  命運大轉折—就此落腳台灣

十二.  命運大轉折——就此落腳台灣

年輕人對任何預言、預兆都歸類於迷信，到了半世紀後反省卻只能嘆：「居然出現！怎麼可能呢？」

中午睡時夢見：非常明晰地步出印刷廠的門。門前路旁竟是一條數公尺大溝，突然身不由己墜落，一嚇驚醒茫然，自知不妙，也許廠房大火災吧！多少惡境、險境都走過來了，逆來順受吧！

一週後的中午，四、五位菲人入廠問我是否姓某名某，搜查廠內半小時就帶走了我，開始了前後五年之久的政治犯歲月。恢復自由時，已在台灣台北市酒泉街鮑居東同學三、四人的宿舍裡，都是同病相憐者。

一九五五年秋天，當時台灣多少同此境況的「叛亂者」正遭遇大屠殺的舛命，我輩能生還，額手稱慶。當年在台北市延平南路的警備司令部（昔日的東本願寺），眼見多少台灣精英輩們於清晨四時被點名叫出去，叫到其名時猶響亮地回答「有！」披衣挺胸走出去，毫無畏懼悲號之情，因為他們早有預感會有這麼一天。詩云「從容就義難」，他們卻似乎無動於衷。反而是旁觀者哀戚無語相顧。一室沉靜，一肚無法呼吸鬱積的悲傷。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也許早上八點叫出庭或疲勞審問，也許是十二時叫出獄或移地監禁，也許是清晨四時——壯士一去不復返，「可憐猶是深閨夢裡人」！

如果將眼光向深一層看，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我以政治犯之名被拋入那漩渦裡而尚能健康地活著，雙腳自己走回自由世界，機率猶如中了獎券「Bingo」。罪證有無已非重要，什麼罪也是次要。畢竟曾親眼看到多位同室人一早被叫出去，晚上被二獄吏抬回來，只剩內衣褲，全身多處青紅破皮，眼睜斜看，呼吸沉重，無法回話。甚至就此永別了。這只是偌大的東本願寺幾十個牢房之一而已。馬場町的情形就不清楚。據報上資料：

一九四六至六○年間，遭槍決者兩千至三千名，判重刑者八千名。我也許是當年漏網之魚，否則順便清場也叫出去是極可能的事，因為我是沒有後台的無名小卒，橫豎無人會追究。何況在我被遣送來台時，外界早已風聲鶴唳，右派報紙也報導：林君被遣送返台北後即槍決。

來台後，先被關押於東本願寺，每牢房只有六坪，關思想叛亂犯二十餘眾，晚上輪班席地而眠。月餘後，以左傾罪送綠島感訓，牢房二十餘難友均微笑道賀，因我已無被槍殺之危。當時諸難友為我送別時之虔誠祝福的笑容，迄今猶鮮明在腦海裡。

在綠島的影子

押我去綠島的是一位便裝軍人，年約五十歲，郭姓湖南籍。我行李一袋沿途都由他代勞，也許怕我逃走。他頗健談，知道我是報業人，因文字內容而被管訓，頻頻向我道賀。據云：因批評官方被捕獲而還能活生生地轉去綠島洗腦者鳳毛麟角。

郭君會相命，途中預測我前途非常樂觀。然對忐忑不安、心神恍惚的我並無幫助。我說：「台灣我是人生地疏，且身無半文，我是不會逃脫去亡命的，你放心睡吧！」

後來移送到綠島那五年的日子就好過多了。回想時仍以為是電影一場，怎可能真實地發生在我身上呢？是夢！是夢！

 圖為一九五三年我在綠島管訓時，前後浪費了我五年的青春。

轉入綠島後的生活只能說是一千個「無奈」。雖然沒有圖書館可以埋頭自修，但四周的「同學」均是不滿現狀的知識份子與軍人，即所謂的思想犯，談吐間免不了有見識與修養上的互惠。我「嘻皮笑臉」、「談笑風生」的個性頗能生磁吸作用。從他們的「往事」中我獲頗人生經驗與教訓，無論是在倉庫搬水泥、海邊抬石頭、清掃大禮堂，或上山砍芒草等等場所，都是我的教室，彼此在這個環境裡頗能坦誠吐露真情。終結時都是一句「時耶命耶」！形形式式的悲劇，多少人間骨肉的哀哀怨怨，多少男男女女間深深憂憂的愛，多少同事間之信任與互助…。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將不得，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唐•杜甫「哀江頭」

回想當時，此地的確是小說家應該進來進修之所。前提是你要有親和力與誠懇，否則難得被困人的信任與友情。他們會懷疑你的「目的」。

有人向土地公拜拜，有人早晚禱告，有宗教自由，卻無人敢佈道，因為「政治指導員」會阻止，理由不說自明。

未及見母親最後一面

一九五五年，三十五歲，由綠島轉到板橋「新生教育服務中心」，生活已改善，有如在學校。至九月出獄，與菲方難友鮑居東、馬飄萍、顏家祥同住。不數日，九月二十四日獲家父來電告知母親已逝，是夜於屋頂上獨坐，無言亦無淚，豈真事實？

我細聲地向黑暗的天空說：「媽！讓我見你最後一面好不好？我已經思念您五年了，縱然是自作自受，我還是您親生的啊！」

「無緣何生斯世，有情能累此生」（民國•傅斯年），多年不解，現略似看到它的粗線條。

猶記得母親於我被捕關在菲軍營後的翌月來探訪。離去時兩方不斷回頭，那生離等於永別的一幕，於今印象猶深，是我倆最後的一面。如今每次看到牆上她的臉相，就想到那一景。「好可憐的女人」！她是在歡天喜地的心情裡死的。因為於五年後才聽到我出獄，母親獲悉，馬上急辦手續來台，並四處奔走告訴朋友，終於在家裡陽台收拾衣物時心臟病發倒下，父親手足無措，未及早送醫，臨終時告訴父親：「不用再費神搶救了，我已看到我的親人了（指她已去世的父母），你快去台灣看華新吧！」父親做到了，可憐她兒子什麼都茫然。

四十年後，有一友人傳說有三隻眼者，據云：「那老太太不在陰間，已再投胎去了。人間業債還清。」是迷信嗎？是道教嗎？但願是無虛偽裝飾的事實！

「慷慨心猶壯，蹉跎鬢已秋。百年殊鼎鼎，萬事只悠悠。不悟魚千里，終歸貉一丘。夜欄聞雨急，起坐涕交流！」—宋•陸游「聞雨」

室外確是雨。

執筆時雖已年過八十，然猶不悟魚千里，更不願入貉一丘。

獲知母逝是在出獄後的第三天。晚上在屋頂平台上獨坐看天象，好讓自己好好痛哭出來。口裡喃喃：「媽，我有話跟你說啊！為什麼你不出現？」室友鮑居東、莊鐵頻頻輪流上屋頂平台勸我下去睡。也是擔心我有三長兩短。多少安慰話語一輪又一輪從耳邊旋吹過去，我只知道那是人的聲音，但不是我母親的聲音，街道上車燈與喇叭聲我都知，卻不見母親到臨。確是「欲語淚先流」！

摯友溥渝兄看到我電報：「無法返岷，好自為之。」遂由他出面收拾殘局，葬我母於華僑義山。昔日菲人司機，代為守靈數夜。渝兄這種有情有義的朋友，終生難忘。

友情若春雨

居東兄見我反常，終日不語，真恐我有不測，強拉去做禮拜。其實經過多年來的千般折磨也都過去了，豈有尋短見之理。反是堅定沉著，深謀遠慮，求生之願望更充沛蓬勃，我願意在中山北路三段美軍聚集地彈琴唱歌以謀生，賺取我誠實的錢。雖然已沒有面子了，卻不偷不搶不淫，何愧之有？縱然兩袖清風。

當時有兩筆贈款寄來了安慰，一是商報總編輯于長庚，另一是多年老友張溥渝。大概是各六千元台幣。友情的溫暖使我看到藍色的天空。換作今日（一九九九年，七十八歲）的時空，相當於兩百億元的功效。當然更應感恩於上帝的安排與賞賜，應是一種彌補。

此時此際出現了一位將我拉離苦海的女傳道者，老友鮑居東的老闆Mrs. Lillian R. Dickson，她丈夫乃台灣神學院的創辦人James Dickson（孫雅各）牧師，這兩位加拿大人的基地就在今日陽明山路邊的神學院內。

我在她辦公室裡當助理，月薪五十美元，卻不知每天做什麼。然對我而言確是一針強心劑，讓我抬得起頭來向高處看。她似乎也知道我不是教會工作的料子。不及半載我辭職，再半年我帶著一位台灣少女黃錦梅，在她辦公室外大廳結婚，婚禮主持人就是孫雅各牧師。

從此口袋裡放美金！

從年少到三十五歲，是我一生中非常戲劇化的一段生涯。充滿悲情也處處見轉折，現回想起來，猶佩服當年的忍受能力，怎能平安度過呢？應是神經線全面爆開，狂呼半小時以洩放出內心的怨氣與鬱積。

高中畢業後，就進入日本占領岷市的四年餘窮困的日子，再度過戰後百孔千瘡盡是焦土爛地的三年，好不容易踏上獨立創業的日子，不到一年竟又被誣告為左傾份子，遣配來台洗腦五年，後流放在台北市。十餘年都一貧如洗，強顏歡笑，當年教育與學習而獲得的青春銳氣都已被這些年的惡境磨盡了，只剩下尚稱健康之軀與一口頗流利的英語會話能力。上蒼對我莫名其妙的處罰十餘年，理應到底了吧！我也已經沒有淚水可流了。

 我的大恩人之一：台北美國學校校長Wayne E. Nesbit（左一），時約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與黃錦梅結婚，她只二十一歲，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場冒險，只因她母親的主見認為「此子可靠」。

 從Mrs. Lillian R. Dickson助理之職離開後，一九五六年底，創立了「僑大行」，針對在台美軍銷售紀念品、禮品之類，地點在中山北路三段民權東路口，離美軍俱樂部只一公里處，附近當時猶是荒田一片，鮮有耕種。地點鄰近內人梅母的理髮店，也是眾多中老年人閒話喝茶之處。她兩位正值荳蔻年華的女兒，廣告作用很大。隱藏有經營我日後事業能力的幼女錦梅，就在這裡滋長而成熟。

有一天，我在中山北路二段兜售紀念品時，來了一位白種中年美國男人，顯然不是軍人，非常健談，經半小時笑談之後，他邀我到台北美國學校（當年在長安東路舊地），說有一個禮物要送我。下週一見面時發現他是新任的校長。週末我已上任，是學校的總務，月薪一百美元。食宿之餘猶剩七十元。

應是就此扶搖直上，從此口袋裡放美金了吧！興高采烈之餘向女友黃錦梅求婚，當時她才二十一歲。在她母親祝福之下，一九五七年初夏和梅結婚，雖人地生疏，親朋稀少，卻也有四、五桌的高興場面，多屬難友。

完成了一件大事，仰天狂笑感恩，終於跳脫十餘年落難生涯。感恩於主：

「你終於聽到我的哀求，看到我這些年來抱枕暗地裡流的淚水！」

婚後失業再創業

誠如當年流行歌曲所唱：「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就在婚後的翌月，卻丟了美國學校的工作，又面臨垂頭喪氣的日子。但上帝關了一道小門，卻另開了一條十線大道，且日正中天，風和日暖。

辭退告知我的是教導長蔡君，後來才獲悉原因是學校當局被警告我是綠島出來的政治思想犯，不宜讓我在教育單位裡存在。

如晴天霹靂，我不但不敢告訴新婚的妻子，事後三天猶偽裝上下班，一如往常，但臉色與言談均走樣。到第四天才坦誠承認失業，手腳抖顫猶未止，卻聽內人很有自信地大聲安慰說：「我還以為是什麼了不起大事呢！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先把房子退租，回我母親處自己建造一間來住，只有吃飯那是小事。」

我說：「我身上有七千元現金，母親留下來的首飾金塊拿去賣不知能值多少，能建造什麼屋？」

梅說：「不管，回家去看看那塊地再說。」

果然就在這種氣氛之下，在梅母親的土地上蓋了我和梅一生中第一幢房子，地面十多坪加小閣樓做臥房。孩子都在那小閣樓中出生長大。

一九五八年，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受內人梅的鼓勵，我掙脫了僑大行和股東莊鐵（同為難友），獨資在撫順街與中山北路三段路口創立新公司，就是「僑大木業公司」。該建物是一棟日式的水泥洋樓，約八十建坪的一樓和三百坪的空地，原初叫「川泰行」，是昔日頗負盛名的貿易商行。租金每月兩千元，以當時的情況，是頗感沉重的擔子。耿耿於懷，梅卻信心十足，好言對我鼓勵與安慰。她樂觀與堅強的鬥志，加上我十餘年披荊斬棘的苦鬥經歷，種下此後半世紀僑大家具企業的萌芽與成長，縱然是手無寸鐵，更無靠山。

有梅踏入我生命中之後，整個命運翻轉過來，進入嶄新的一章。和梅共同奮鬥迄今，她始終意志堅強。當初母親的怨嘆與警告猶在耳邊：「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發生很大的鼓舞與引導力。時到二○○○年，吾兒乃杞已在夏威夷州建造了自己的房子，他亦年已四十，這已是我住家用的第四棟房子。親愛的母親，可告慰了，我們已經有許多瓦和土！應遠勝過當年父母所期待的了吧！

岳父黃春福與岳母，享八十高壽而西歸。

一九六九年全家歡慶耶誕節。

一九七○年合家歡祝新居完工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