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信心浮沉與迷惘

一九八一年花費了東區社社友約八十萬元競選總監費用後，竟是一身臭汗、一無所獲。豈還有顏見江東父老！

猛抬頭，預料不到的是，社裡所聽、所見皆是安慰多於鄙視或諷刺。主要策劃幹部如前社長黃美雄、蔡崇文、駱錦明、陳煌祥、榮寶全、毛祖霖、陳逸民等均無半句怨言。迄今已二十餘載，彼等尚在社裡談笑風生、嘻嘻哈哈。把這種出錢出力的事，當作酒家裡胡混一場或被太太罵一場同樣刺激。

終於，一九八三年春，正式於年會中宣佈我為下屆（一九八四∼八五年度）總監，自己卻尚茫然不知所適。內心裡聽到「既然惹了這麼大的麻煩，難道要找退路？」又不敢在內人面前暴露內心的惶恐與空虛，只好到喝酒場所去一躲。半酣時突然被人搖醒。

「他們那種人才都能做，你又怕什麼？何況我們都在後面支持你！」剎那間，當年競選的勇氣再度抬頭，看到了明天要走的路，那路不是我一個人能單獨走，是群策群力。叫醒我的人乃是前社長高朝慶，二十餘年的「酒肉之交」，惜已西歸，寧不唏噓。

一九八三∼八四度總監是香港紡織界鉅子——雷康侯博士，與我有同鄉之誼，也親眼看到我在公眾大場合的幽默反應。他認為本地區複雜的政治文化背景（當時港澳猶是英、葡的屬地），確實需要有具多元文化背景與親和力的演員，這些話消融了地區裡多社對東區社的冷漠。當時年會裡有多位港澳地區老前輩在場，包括PDG John、Peter Ho、S.H. Sung和印度籍PDG Hari Harilela。他們用非常外交性的辭令說：「你來香港時，我們都會很熱烈的歡迎你！」

年後我以總監身分和內人到香港，果然看到熱鬧歡迎的場面，甚為感動於其情深義重。縱然我的演講內容與當年總社社長口號脫了鉤。

輕鬆個性融化冰冷沉默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很順利地被推上總監的舞台，可說是扶輪史上的必然。且看當時台、港、澳扶輪社社會背景：

由於本地區每個社的組成文化背景不同，有英國、美國、廣東中山、潮州、葡萄牙、上海幫、老香港族、老澳門族和養馬族，使用言語與幽默感各異。八○年代前後台港地區輪流當總監，當台灣總監到港澳訪問時，常令對方社友頗為感冒。不但言語無法打成一片，沒有活潑幽默個性，更乏西方禮節；尤有甚者，使用日語演講更令當時港澳社友反感。

八四年我以總監身分做公式訪問時，尚幸有港方前輩PDG Peter Ho與PDG Philip Lai親自多次語重心長、耳提面命，使我事先對各社內情有所了解，免於好話歹說，但仍難免也遇到冷眼相待、缺乏迎賓熱忱的情況。由於先入為主對台方總監之積久壞印象，只能一笑置之。尚幸我調皮輕鬆的個性總能強顏為歡，融化冰冷的沉默。香港慈善晚會裡跳舞、例會裡獨唱、餐會時交換幽默黃色故事，更教會眾人唱扶輪之歌，使台港扶輪氣氛煥然一新！遂有Singing Governor之美譽。

一九八六年，黃其光當總監，那整年他能在港澳活跳跳享受特殊的「末代皇帝」待遇（註：後因台灣地區扶輪社數超過八十社，遂與港澳區各自分家），希望他不要否認那是踏在我播種的草皮上演出的。

沒有三兩三，難扛總監職

社長有交接典禮，前後任秘書與財務有文件和數字移交，但總監卻是「自告奮勇、無聲無息」於七月初兩袖清風自己上台。從美國佛羅里達州波卡雷登（Boca Raton)受訓剛歸來，資料尚未消化，一切卻要從無中生有。不久收到總社寄來英文版扶輪資料一大批，重約五公斤。教導如何做好總監的角色，最重要的還是指導如何申請費用。（他們清楚我的交通與住宿費乃最大的支出，後來補助七千美元，也只占總監集訓實際支出的五分之一。）

細看總社資料，原來我接手的地區竟有七十五個社，台灣地區包括台北、羅東、蘇澳、新竹、基隆，還有港澳二十二個社；主要活動除了年會外，還有銀禧之夜和扶輪社成立八十週年紀念，其他活動尚包括台港兩地講習會、社長秘書聯誼會、亞洲地域會議、扶輪基金講習會、扶青團……。最恐怖的六個字是：「預算自行安排」！我的天啊！我本行只是個木匠，不是魔術師。終於深深領悟到為什麼當總監要有下列條件：

一、參加扶輪社七年以上的經歷（人脈關係）。

二、必須是前社長（受過磨練）。

三、身體健康（能熬夜，指扶輪社裡的工作）。

四、善於言語表達與親和力（本地區還須有英、粵語溝通能力）。

還不只於此，不能沒有願意合作的夫人和兩本可靠不會跑三點半的銀行存款簿（台幣帳戶與美金帳戶），據說單身總監較容易有銀行周轉不靈之事。

本地區生活、文化背景不單純，社友年齡層次有別，同一個場面的演講稿，表達方式得視現場情況變化而定。聽眾且都毫不客氣讓主講人知道他聽不懂而早退。

為何到港澳訪問各社竟讓我覺得毫無把握而視為畏途？連穿什麼衣服上台都茫然缺乏主見。反觀內人她卻安如泰山、談笑自若，因為她的衣服、首飾本來就購自香港，半桶水的英語、粵語反成對方歡笑的話題，頗受歡迎，真是爆出冷門。

此種茫然又畏懼的心態持續半年之久，期間用錄音方式自我訓練以英語、粵語致詞。益增自卑感。自怨無端惹來這麻煩！但翻看近年扶輪史，諸前輩除了盧祺沃（PDG Andrew）牧師之外，其餘諸總監均使用單一語言混過去，不是普通話就是日語，未曾聽過有被聽眾吐口水的。但被冷眼相待是在所難免。當然，他不會於返台後承認遭遇斷雨殘雲、長空孤雁的往事。

「你好，我來自台灣！」

一九八四年五月，我和內人到美國受訓後始將信心建立，主因是受訓的環境活潑多變。酒會上我抬頭挺胸說：「真高興遇到你，是的！我是來自台灣，很好記的名字叫李卡度（Ricardo），但與那位浪漫美國明星蒙塔爾班（Ricardo Montalban）無關。這是我的內人Judy，她在銀行貸到款，這次才能跟來。」——缺乏美式幽默者，不期待他們會開口笑出來。但我心坦然地接受內人暗地裡踢來的一腳，意味「廢話何其多」！

集訓地旅館窗外就可以看到高爾夫球場，引誘力非常大，可惜始終有人監視，無法逃課，結訓後又趕搭飛機赴賭城。賭後趕回夏威夷家中時已精疲力竭，連睡三天，醒來後馬上感覺到回台北當總監的壓力。但我和內人的自信心已恢復，畢竟所看到其他四百位總監亦不過如此，也非都是郎才女貌。

猶記得報到時，接見我倆的是一位韓國職員，姓金，用英語訪問我十五分鐘之後就問：「你不會去日語組吧？」（有日語、西語、法語組。）

我答：「不去！我那麼英俊不像個日本人吧！」

金說：「你內人倒像個日本婦人。」

我說：「沒錯，她靜下來時像日本婦人，但她罵人時卻像美國人！」

於是我被編入英語組（其他三位台灣來的總監則編入日語組），從此後他就成為我的私人益友兼顧問，達數年之久，如今已退休返韓。可見過去來受訓的台灣社友多數參加日語組。故「來自台灣」是頗新奇的人與地。一直到九○年代中期，黃其光與謝三連二君浮上檯面，總社才有台灣的名牌出現。至此來台訪問的或參加會議的總社社長絡繹不絕，於是有五百萬美元捐款承諾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