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菲華時期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清•曹雪芹 《紅樓夢》序詩

九.   世界大戰到臨

九.   世界大戰到臨

就在日軍入馬尼拉市區前的一週，眾人都在極端惶恐心情之中，眼看到美軍撤退，宣佈岷市是個不設防的城市，麥帥及其衛隊竟於暗夜狼狽地退出岷市，由潛艇接走，整個市區及呂宋島群龍無首，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加以媒體過度宣染戰爭之恐怖，將日人形容得比野獸還瘋狂。於是我母親做了個決策，分兩路撤離城市，躲向市郊。

我因是中正中學畢業的「抗日」之士，單獨疏散到父親一位菲人同事郊區的家裡去，其餘三人也疏散到市郊另一位父親同事的家住。結果不到兩週，岷市平靜，一家四口才回自家團圓。

終身遺恨的醜事

就在這一家人分手避難的前三天，我這個大學生竟做了個終生遺恨的醜事，迄今仍痛在心頭。

當時母親身邊有一包她與外祖母兩代人的世紀寶物積蓄，是我們一家生活唯一的保障，帶在身邊逃難不平安，也許招致殺身之禍，放在家中既擔心被偷亦恐遭火災焚毀。母親沉重地說了好幾次：「我們一家只有這一點東西。」於是我與父親做了個決定——放入美國銀行保險箱去。母親鄭重地問：「妥當嗎？」我安慰她，美國銀行倒不了，銀行大樓是水泥大廈也燒不了。

兩位聰明的男人於是匆匆提著一包頗重的細軟到了銀行。銀行的人似乎都很忙碌，菲籍行員說保險箱已經全部租滿了，但如果我們願意的話，可以將東西包好放在大保險櫃裡。父親猶疑莫決，倒是我急智一來答應了，那行員好似很認真地再次將東西包好並貼上收據標示號碼。換回一張簡單手寫收據交還母親保管，以便他日戰爭結束後憑據領回。一家人自覺安心了。

豈知竟是「大江東去」，浪淘盡母親兩代的財寶儲蓄，誰知美國銀行竟是日軍砲兵的目標之一，因內藏美軍甚多。水泥大廈難逃砲火襲擊，那一包約兩公斤重的珠寶就此石沉海底。戰後人事全非，誰也不負責，簽收者亦查無此人。

可憐的母親對戰後唯一靠它生活的積蓄化為烏有，看不到她的淚水嗚咽，只頻頻叫：「好彩（粵語，即「真幸運」）！一家四口能平安度過戰爭活下來。」

事後的十餘載，我們都在清貧中度日，無法以金錢的收入來彌補她的空虛。約十年後，父親在返菲的途中始說出那包珠寶的來源，昔日母親最後一次離開家鄉（平嵐鄉）時，曾特走訪雍陌鄉外祖母家，她母女訣別時聲淚俱下，外祖母將由美國帶回來的全部珠寶積蓄都贈與給她，預估當時約值數萬美元（指一九六○年美元值）。

畢竟母親是位曾經滄桑的女人，能以因禍得福的心態，從容樂觀地認為在戰爭的歲月裡能和家人平安重聚，是她最大快慰。那些繼承來的珠寶乃毫無溫暖的身外之物，熱淚不值得為它流。

用「仁慈」二字是不足以形容她的人格。事隔六十餘載，母親棄世也已四十多年，每次在她遺像前駐足，我內心無不默求：「媽媽，原諒我！原諒我！確是我的錯，誤讓你一無所有，是我的錯！我的錯！」無法彌補

她內心的創傷，對我個人而言，也是永遠無法抹去的內疚。

動盪時代的荒唐奇觀

且說這兩位聰明的男人做了這件聰明的藏寶事之後，自以為心安理得，如鴕鳥藏頭於泥。不到一個月之後，岷市果然漸漸恢復常態，街上行人也日增，唯一異象：交通要道口看到日軍站崗。新的問題就是糧食了，以後生活怎麼辦？

俗謂：年來難過，年年過。多少人發國難財、資匪財、漢奸財，我們這個小家庭雖在父親失業之下由我做買賣業（Buy & Sell），倒也在小康情況下度過了漫長的四個年頭。

逃難把手頭上的現金都耗盡了，父親工作地點「中華印書館」關閉了，老闆于以同也發了一點過渡時期生活費讓我們得以維持一段時期。幾個月後，日方憲兵隊到達，首先就集中了國民黨政府的特命大使楊光泩及其部下，一向主持正義、不污染政治的于以同亦被集中，以免他們無事生非，阻礙皇軍的有效統治。不久這些人均被砍頭處死。華僑義山後來為楊光泩豎立紀念碑，但與他同時被害的如于以同等卻無影無蹤，當時情形也看不到有任何記述以留後人紀念追思。

當時華人社會的地下組織相繼成形，國民黨派的血幹團、親共黨的「華支」等等，活動地點都在避難時的郊區外。突然出了一位紅人，自命是美軍授權組織的施逸生上校以後，四年間相繼走紅的有丁仔及與王欽等人。包辦賭場、走私、勒索等好事，都在「反日抗戰」的糖衣之下進行，其功勳戰績與馬可仕（Pres. Marcos）戰後的「光榮」，同樣是「荒唐奇觀大成」，肉麻當有趣。

在這種華僑社會之下，我們是避之猶恐不及的一群。

飯桌上白米飯變黃米飯，椰汁代替了鮮牛奶，花生變成主食之一，四周鄰居均如此，沒人覺得丟臉不敢告人。

困境求生學教訓

Alanque Market市場依然是人潮，同學許佳甫家裡是賣油的，也會製造洗衣用的粗肥皂，兩事一連起來就是來源與銷路，於是我就開始了在街邊擺攤賣肥皂的生涯。這雖是很單純的事，但對一位自認是大學生的我來說，卻是進入原子時代的高科技大事，因為有運輸與資本的問題。廉價品正是這個市場所需，搶購人潮給我很大的鼓勵。

清晨和弟弟華捷徒手抬幾箱肥皂去市場擺攤販賣，下午拿錢去還佳甫的父親，所獲利潤交母親；中午在市場上買黃色麵包兄弟兩人充饑，飲市場上水龍頭的自來水，此時麵包已攙入柴薯與粟米粉，在當時情況之下是頗可口的，並未產生悲戚之感，反而有點「得救了」的喜悅。

好景不常，當市面店家相繼恢復時，我就無利可圖，終日在佳甫家的店裡徘徊尋求機會。日軍占領東南亞後物資日形缺乏，開始由海軍在Escolta街設立物資收購辦公室，重要存貨多在華人倉庫裡，我們尋得寶物後就賣到收集站去，經手最多的是砂紙、砂輪、鎚子、滑油、滑臘等。

那段期間我都在愚蠢的過日子，自命清高，進貨銷貨有我奔走的份，卻未問過進出帳，當場分發利益也未有過，從未有怨言。也不好意思有怨言。是我的自卑感作祟吧！一直到戰後和子敏三人奔走標買美軍剩餘物資兩年餘也是如此，利潤任由佳甫分發，也算是公私分明吧！（自我陶醉的書生味，真是愚不可及。）最後卻因爭厚利而解散，我雖未出資亦奔走將年，竟未分到半文酬勞。同窗之誼只能共患難，是我出社會第一個教訓：不能輕易期待友誼的公平。

火海的馬尼拉

第二次世界大戰尾，美軍反攻，日軍退出時已明知戰敗，山下將軍亦同樣宣佈岷市為Open City，領其二萬餘眾向Cavite撤退。麥帥本可開放道路讓日軍撤出岷市以免火彈之災，唯其個人英雄主義作祟，硬要於他生日那天才入市區，享受英雄式之百姓夾道歡呼。遂揮軍猛衝市郊，截斷日軍餘眾退路，日軍無美軍的軟骨頭，只好孤軍巷戰做困獸之鬥。而入市美軍卻小題大作，砲彈滿天飛，似是過年放砲兒戲，岷市區精華付之一炬，百姓慘死十餘萬眾，屍臭味到處可聞到。受害的反而是期待美軍早日回來解放的無辜市民。

麥帥之傲慢、孤意獨斷，實死有餘辜，姑且不論他在政治上的失策，連艾森豪元帥亦為之震怒，令人髮指。世間的英雄傳記應百分之八十非事實。

凡是戰爭都要用火，攻與退均要用火，所以叫「戰火連連」。

當時岷市建物幾近九成均為木屋，且消防隊也都避難去了，戰火引發的全市火海連燒四晝夜。日本軍彈藥已將盡，哪來多餘的子彈與補給？退入皇城死守的一千眾只是殿後作用，故說火海是美軍導致的，除了美軍之外很少人會否定這推論。

我是不折不扣身歷險境。烈火焚燒，灼氣逼人，空氣稀薄，呼吸困難，最後一輛三輪手推車只有三尺乘五尺，卻放了糧食及衣服雜物五大袋，推車走出一百公尺遠的雙邊火海，從又熱又軟化了的Magalena街故居逃出，是要有超人的體力。母親身體竟比平日健康有力，還協同背負行李。終於幸運地逃出了火窟，當晚一家四口抱著行李倒在人行道上睡，只要求喝水，肚子卻不餓，明知也沒食物可充饑，幸有善心鄰居供水和電才得以棲身。

「勇敢是什麼味道？是什麼樣的感覺？在砲火子彈如暴雨狂風的戰爭最前線，這時的勇氣堅毅又是什麼感覺呢？『視死如歸』、『氣壯山河』、『震山動地』是什麼樣的感受，『熱血沸騰』與發高燒有什麼區別？」

親愛的讀者，我不「自我陶醉」，更無須自抬身價，我從少小而老沒有勇敢過，也不知道什麼叫勇敢，只是當生命受到威脅而極度恐懼時，生理上同時分泌激素，使全身的力量瞬間增加，導致反應的強烈。當時應推不動的重量竟被我奮力之下推走了，街的三面是沖天烈焰，地是熱的，遠處時有砲聲，是「勢」所逼迫出來的力量與勇氣，在文人的筆下變成「勇敢」，最不勇敢的人也會變勇敢，這種動物性的反應萬物皆一樣。

唯一願望：求生、求溫飽

第三天火勢漸歇，走回頭去看我那老家，已一無所有。平地上只見一堆堆猶熱烘烘的灰炭。和其他十幾萬岷市居民一樣，我們這一家四口已變成戰爭的難民，無家可歸，落魄的程度可想而「不知」。親戚不知避難到哪裡去了，在校時的朋友亦無法聯絡，真是無依無靠。昔日鄰居呢？四周一看，也都未回來，大概就屬我是最勇敢的一位難民吧！然我並不悲傷自憐，心中唯一的願望是求生與安居溫飽。

報載中國內陸「盲潮」，內地失業農民、工人一波波地湧入廣州與深圳，晚上睡在車站裡，白天四處尋找工作與棲身之地，身上僅剩下的幾百塊人民幣，天天縮水。此情此景與我們一家當年的心境是一樣的，並不是懦弱怕死，也不悲傷啼哭，相反的可說是勇敢地站在原地，思量著：哪裡有更好的下一步，先踏上去安定下來再說。聽說美軍在天主教聖多瑪（Sat. Thomas）大學裡──就是日軍占領期間關禁美僑的地方，現在正在收容火海餘生的難民。

我們一家四口，就只憑這一點「聽說」便上路了。拖著悲傷的步伐，走了半個上午，總算看到上天丟下來的奇蹟。守衛憑我們口說的（毫無證據）媽媽是美國籍公民，問了美國出生地、父母名稱，我母親用英語回答，大概看到這一家四口狼狽的情形，那五十歲的女人會英語回答，終於收容在聖多瑪大學操場上所架起的軍用帆布帳篷裡去，裡面只有CART床兩張，三餐到學校大廈去排隊領取。

有第二個選擇嗎？八隻眼睛相瞪無言，也身疲力盡了，且住下來等候變化吧。《飄》的女主角Scatlet說的：「也許明天會是更好的一天。」

直到這個地步，這一家四口仍未覺悟到一根樑、一塊地的重要，當時生活的倚靠就是找份工作，願主人是個有良心、有溫暖的救世主。父親一生就定形在這種心態裡，畢竟在那個時代背景、那種教育程度下，也確是頗為正常的事。

是哀怨，但不絕望

年代是一九四五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全退出，岷市百分之八十是焦土，焦土上是難民群。父親五十歲，母親四十五歲，我兄弟分別是二十四歲和十五歲，我們都悲傷在內心裡，但沒有人哭泣，太疲乏了。

是哀怨，但不是絕望，相信溫暖的明天還是會到來的，但卻又不知去哪裡尋求這個「明天」，只能乾著急，不會向上帝禱告，更不會向佛祖求福，固然是愚蠢，部分也是韌性。宗教的力量在這可憐的小家庭裡，並未產生安慰的力量與鼓勵；也許應說當此情景，全家人都能健康度過，也算是宗教無言的恩賞吧！我還是應感恩！十年後我個人能健康地走出「綠島」﹙見後文詳述﹚，同樣懷此感恩之心。

我也讀過這段：「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對當時的我卻起不了慰藉作用，只有《紅樓夢》中的句子與我互有共鳴：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

苦不尋常！」

「天啊！將大任給別人吧！我只要溫飽。」這是當時我每晚的禱告詞。人到了這種絕望的境遇時，的的確確不會流淚。

在日軍占領下生活四年是夠苦的，父親失業，母親存在美國銀行的積蓄被封鎖，一家四口靠我收買五金物資賣予日人收集站，因乏資金，所獲有限，只足三餐。四年後日軍敗退，美軍猛炸市區，一家四口淪為難民。

雖得以避入聖多瑪大學美軍營區，過露營生活、吃紅十字會發的難民餐，但一週後，母親因無法忍受營區沒有衛生設備的生活，終於搬出去租屋住。開始了戰後生涯，猶如在苦海中掙扎漂泊。

在開始逃難時，母親聽我的話，將家裡的貴重物品珠寶等存放美國銀行。事後美國銀行被砲彈所毀，遂石沉海底，全家一無所有。我又無知，不懂如何去爭取賠償，連她的美國公民權益亦不知爭取運用。徹底愚蠢！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多少美國善後救濟金、戰爭賠償、重建救濟、宗教救濟金，如浪潮般倒入菲律賓，因為當年猶是美國的屬地。我們卻在貧窮漩渦裡打轉，不知去爭取。

戰後進入《華僑商報》

就在馬尼拉市滿地都是重建的財富之際，《華僑商報》也在瓦礫一片中復刊。驚喜原地中撿到的鉛字數百斤還能做印刷用。創刊人于以同先生的第二代與我是世交，於是二十四歲的我遂和父親重返報社。父親仍在印刷部。我在編輯部翻譯外電文，白日則外出採訪僑團與領事館，並以筆名「林申」闢特寫專欄，暴露僑界社會中之不平，更批評國民黨當年之惡質習俗。猶自認為此乃報人應有的氣節。

我任職商報達三年之久，既非股東，待遇又似有似無，僅足糊口。一家四口還是租屋住，過著自我陶醉的阿Q生活。自認是「追求正義的文化人」以自慰！

商報立場堅持報人應有的中立與正義，就不可能沒有敵人，報份愈增廣告愈豐，左右派的怨恨成正比增加。我的特寫專欄在國民黨報系裡印象深刻，是中正中學的學生居然不歸隊向它靠攏？忘恩負義！在反共政治要求火烈時，終被列入紅名單，導致一九五一年被遣配來台灣之後果。但當時我已離開報業三年。

三年報人生涯雖有年輕人得意與浪漫的一面，畢竟寄人籬下，「食人頭路」的身分無法滿足或壓制那股「獨立創業」的暗潮，更難於成家。蹉跎歲月，三十在望，猶茫然不知落腳何方。報人或學者絕非我內心所願望的終生職。對兩代世交——于氏兄弟，我只有敬佩他們終生作報人的奮鬥。離開報社主因還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父親竟不斷提到他要退休，雖然歲數尚未到六十。加以同學輩都相繼在生意場上抬頭，益發增加了對我的壓力，彷彿被逼到窮巷裡，狗急會跳牆，我卻仍看不到牆。

大難臨頭

一九四九年已二十八歲。泡在失意的苦海裡已久，終於救星出現，是終生的益友也是多年同窗好友張溥渝。

溥渝兄早年應是聽父母之言與僑領鄺光槐之長女結婚，踏上上層社會的階梯，我倆詳談後頗獲共識。由我獨自創立經營印刷廠，名為Majestic Press（迄今猶存），再由他岳父資助購入新進自動印刷機械及原料。基本客戶為他岳父的Victoria Biscuit及同學許君的香菸工廠，均有相當數量與品質的要求。一時頗為得意，每天工作約十小時，自信是自此一帆風順的生命新頁，不久將可考慮成家的事了。豈料卻是造物者奇妙的佈局，在我大難之前的一段「甜局」，教訓我自命不凡的傲氣。

菲島政治有了突變，軍人馬可仕將軍抬頭，舉起反共的旗子來鞏固和美國的黃金關係。全世界在恐懼共產黨的風潮中，國民黨駐菲總支部遂利用此世局以鎮壓菲島華人社會的動盪，製造恐怖氣氛，我只是不幸被利用為他們「殺雞儆猴」策略下的雞（我也確屬雞）。

就在三十歲那年，一個烏天黑地的噩夢終於發生，我陷入了欲哭無淚的地獄裡，前後竟達五年之久。我被控以左傾罪名遭扣押，震撼菲島華文報業，人人自危，怕排華之風重起。

時間是夏日中午，菲國軍方便衣數人，突然出現在Majestic Press，隨後將我押至菲陸軍營區小倉庫內，獨自被困月餘，期間並無審問，與外界音訊中斷。某日午，驚聞同學帶我母親來探，三人在餐廳裡會見，沒有淚水哭聲，因為我猶裝樂觀。訪談約一小時，離去時看到母親背影始雙淚湧出，無意中竟說出不祥之語，心原欲說「生離甚於死別」，卻說出「生離等於死別」。果然於五年後在台北市恢復自由時，母親即因過度興奮而心臟病發棄世，遺恨終生，欲哭無淚。

被扣約一個月後，以軍用專機C-47將我遣送來台，先後被關押於台灣警備總部及綠島，直至一九五五年始重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