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菲華時期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清•曹雪芹 《紅樓夢》序詩

五.   我的父母

五.   我的父母

自從母親跳脫大家庭的束縛自立小家庭後，從大環境看，她真是幸福的，那個年代裡不知還有多少少婦在大家族制度的風俗裡煎熬呢！

在經濟方面更是一個爆炸性的突變，我父親寄回來的僑已不必再被扣除任何菜錢而可獨自運用了，這更增加她講話的份量。終於在很短時間內變賣了不生息的田地，並退掉租來的大房子（本來這幢大房子是自己的，祖母們在債務壓力下不得不賣屋償債，才變成租約一張），改租一間小屋於近鄉邊之處。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還鄉時，原來的那幢大房子猶在，但後來母親租用的小屋已變成「半壁河山」！

父親婚後不久，我尚未出世前就返回呂宋去謀生，地點是馬尼拉于以同先生所辦的《華僑商報》。初時是擔任排字工人，後來報館增設了中華印書館，當時電動馬達帶動的大裁紙機剛發明，後來他不幸地成為這部機器的受難者，終其一生都未脫離印刷業這一行，可謂之「盡忠職守」。

一九二一年，我的出世似乎是給予母親很大的支撐力量與鼓勵，因為我是長孫子。另一支撐力量是父親的家費已直接由她支配了。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這三年間祖父的大家庭逐漸瓦解，其間經歷祖父母的棄世至姑輩的出閣或出走或出洋，母親都應付自如。那時叔輩三人都出國未回，既無家產只有重擔子，又何必多此一排場？於是母親以長子媳的權力，迅速清理過去的負債與似是而非的田地所有權，自己變成無產階級，反向新屋主租賃故有房舍。

就在我四歲以前，我並不缺乏疼愛，主要來自外祖母和姨姐鄭惠瑜，父親的家費也未中斷過。但廣東那幾年確是多事之秋，或多或少當然影響到中山縣的平靜。

父親永遠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

就在這亂局裡，母親興高采烈地到馬尼拉去與父親團聚，此後生下了二弟華興與三弟華捷。不過，這個階段家裡並非風平浪靜，父母親的口角翻臉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為孩子，更非為情史複雜，都是為錢。

父親這一房兄弟姊妹當時幾乎都已在岷市定居生活。三叔關炳繼承祖業，在T. Pin Pin開鐘錶店，是當時全家族裡最富裕的一家。姑母的丈夫（我姑丈）李省三在岷市承辦移民手續業務，家境頗富有，曾擁有自己的馬車和別墅，不幸中年病逝，留下寡婦和三個孩子，長女玉琴、次女玉笙、子藉神，料想遺產頗豐，子女均一路在教會學校就學。三叔一家和姑母一家由於家境富裕，態度難免傲慢，又總是擺出一副威嚴的姿態，母親只得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

而身為長子的父親卻是薪水階級，還要負擔大家庭留下的擔子，尤其是那不長進的四叔關海，不務正業，常使父親在經濟上非救濟他不可；此外，薪俸本來就不豐裕的父親卻總是慷慨充老大，常打腫臉皮充胖子，加上軟弱無定見的性格容易被他人說服，但又不接納家人的忠告，這些都是我母親強烈不平的爭吵點。

薪水階級既要租屋又要養活一家五口，痛苦的情形可想而知。我母親又是來自一個頗富裕的家境，益發難於忍受。她心裡覺得猶如突然陷入地窖裡，沒有依靠，沒有親人，只有三個孩子在膝邊，呆眼無知地守著她。

假如丈夫是個能體貼的人，就會懂得安撫這失望婦人內心的悲痛與空虛，彼此共商家計，一起尋求改善家庭幸福之途，攜手共甘苦，那哭泣就是多餘的。以母親的智慧，雖無大學的文憑，但若夫婦苦拚下去，那定是另一番局面。

從未聽聞過父親相過命、排八字或求神問佛，不應說他是個「宿命論者」，但終其一生，雖經過許多患難或戰亂，他始終堅信「船到橋頭自然直」，態度坦然，不貪不爭，「奮鬥進取」那是要求別人的事，他相信一生都會有貴人在旁。

母親的哀怨

母親是位能幹又精明的婦女，可惜無用武之地。假如父親是商場上奮鬥的人，她的確是個賢內助，能助其奮力向外發展而無後顧之憂，進一步代之策劃更好的明天。

然而父親卻是個厚道有餘、機智不足的人，很容易被人套上「宗親之誼」與「道德禮教」的帽子，而作猴子狀上舞台，對旁人慷慨，卻未曾為自己的家建置產業或開闢財源，這是母親嘮叨不休的中心哀怨。

現在我草山家裡仍有母親的相片，那應是她五十歲左右之年拍的，看她一雙憂鬱的眼，欲哭又不願哭的嘴唇，好像猶在呼號：「時耶？命耶！我前生到底做了多少殺人放火、謀財害命的事？竟讓我苦了一輩子？真的永不翻身！」

把一個有魄力又精明的女人（母親）捆手捆腳放在荒山裡，怎不叫人長嘆「時耶命耶」！怎不叫她含恨而終！

很錯的一步棋——二弟華興之被害

兄弟三人在馬尼拉健康地住了三年，終於又來一個突變。也不知是誰出的主意，母親忍無可忍，決定帶著三個孩子返回中山鄉。回到中山後我們另外租屋住，在村邊租了一幢農家房子，前面是大片晒榖場，正好是我們的遊樂場。

返鄉的原因的確是莫名其所以，據說是經濟上挨不下去。為什麼父親不設法開源呢？從來就不考慮到兒子們教育的問題，好像又是自然有貴人來安排，他很放心。而母親的意志夠堅強的，處理事務比男人更有把握，毫不畏懼。

圖為我父親林奕彰（左）母親鄭帶悌（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繼西歸。

一個夏天午後，我從外祖母家回來，找不到二弟，追問母親時，母親和姨姐突然抱頭痛哭，原來他已過世。叫我到外祖母家住的原因是那時他已病危，是鄉間的漢醫用錯藥而死的。當時他才三歲多，臨終時緊抱母親說：「媽，我喜歡你！」重複了幾聲而逝，幼小的靈魂也知道他將遠離人間而依依不捨他的親娘。

看著二弟的照片，他確實是我三兄弟裡最可愛的。他也許是應驗祖宗壞風水的最後一位了，風水之事不由你不信。桂泉公在世的話必會椎心痛哭，他在世的後半生不知花費了多少金錢與時間在風水的整頓，意欲破解這一局，卻是未見其效。

當然，如果不帶小孩返中山鄉，二弟就不至於夭折，這步棋確實是走錯了，有點殘忍。不知我父親在送我們四人上船時是否也流過淚？

隔年我已七歲要上學了，那時已有近代化的小學與很大的操場，不遠處有條清清小溪。夏天的下午，我常自己放假在河邊玩，玩到太陽將下山方回家，我腿上的一個傷痕就是河邊玩水的紀念。這段日子裡我過得多采多姿，養金魚而會生蛋繁殖，養雙思鳥會歌唱翻筋斗；也常去林裡用籠子捕鳥，捉更兇惡的品種，其中有一隻與我相處很久，牠不外飛，所以籠子的門常開，讓牠自由進出。清晨的時間就餵鳥養魚，假日裡換魚缸水、淋鳥、洗籠子。

當時有一鄰居，他們的祖先是做官的，屋內的裝潢佈置非常特殊。牆上掛了許多字畫，大柱子上刻了許多字，天井上吊了幾個大燈籠。裡面似乎是女人國，只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瘦男人，大家都叫他「七叔」，只有他招呼我，其餘的人都不願與外人接觸，也很少有人進出他們的大房子。他家的大門特別高大，但門裡卻陰森森的。

母親和姨姐經常警告我，不許走進他家的花園去。什麼理由沒人告訴我。奇蹟的是我還記得他給我的燈謎：

「一點一斜偋支槍，十字對十字，太陰對太陽」。猜一個字。

「明月半邊雲腳下，殘花墜落馬蹄前」。猜一個字。

時間上也許是中元節，總之第一猜很容易，他提示一下，我就猜中。第二猜他叫我晚上細思量，明天再說。我好幾天都無法解出「馬蹄」是什麼，後來他問馬有幾個蹄，我方才悟出。第一猜是個「廟」字，第二猜是個「熊」字。當時我尚未認識熊字。

隱痛至今——訣別了外祖母與姨姐

父母親終於良心發現，把母子四人留放在廣東不是一步好棋，且不宜久拖。決定先把長子的我送返呂宋與父親同住。我姨姐伴我到澳門搭船，再讓我單獨一人漂洋過海。最難過的是和外祖母分別的那一天，她很清楚這瞬間就是訣別了，一邊哭，一邊吩咐許多話，一路要怎樣，到了呂宋要怎樣怎樣，但我都茫然。

「阿婆，我會回來看你的！」先是言不由衷，怎知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從此再也未曾見過外祖母與姨姐，也不知道她們的死訊與葬地。

「獨悵然而淚下」，「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母親並不擔憂一個七歲多的兒子獨自出洋去呂宋，她本人也曾於十三歲時帶老母、幼妹及父親的棺木由美國沙迦緬度市返回中山縣，先由陸路到三藩市搭船，到了香港又要轉船去澳門，之後搭車運棺回中山雍陌，縱然近代交通方便也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她一生裡不知多少次提起此事而引以為榮。

我在鄉間這兩、三年也是獨行客，獨自乘巴士來往外婆家，獨自去森林裡捕鳥，獨自到河邊游泳，至傍晚始返家門。

她吩咐父親會在岷市碼頭接我。她似乎坦然道別，也不送我到車站，當然淚水是無法制止的。

那鐵製的大客船頗大，我的舖位是在下層船艙，滿滿的都是雙層鐵床，先來的客人讓我睡下舖，姨姐手提的兩盒西餅吊在床頭上，行李僅一個小布包而已。她先到處點頭，拜託四周的乘客多為照顧，眾人都很友善，面帶笑容叫她放心。終於姨姐淚水滿面地離去了，從此我再也看不到她。之後經過日本侵華、香港割讓，戰後於一九四五年我曾工作於聯合國復建救濟總署，到過上海兩次，然而均因手頭不夠餘裕，未敢遠遊。不久大陸變色，台灣政府「反攻大陸」之口號下又難於返鄉，一拖再拖。

終於一九八二年父親棄世前曾錢返鄉給姨姐，數次之後，受託者即拒收，謂無此必要，因已人去樓空。我愕然而淚下。

命帶貴人——獨自出洋尋父去

同船的數百位旅客都是衣衫襤褸的華工，都是下南洋謀生的。但對我這位「童工」卻非常禮遇照顧，充滿愛心仁慈。這確是當年華人社會尚未朽爛的一面。內心猶感激至今。在船上的兩天我倒容易適應，到了馬尼拉灣時就有點害怕。母親吩咐說：「你爹在碼頭等你，他會舉起他的手，手指四隻都少了一節，那就是你爹。」就憑這幾句話彼此好像都吃了定心丸，必然一帆風順到達。回想起來我媽真是夠膽，或者是根本無膽不知擔憂。那個年代的通訊沒有電訊電話之類，只憑書信聯絡，萬一聯絡落空，那我到了岷市不是要流落街頭成浪子，終至被拐賣他鄉？

我八字裡命帶貴人，這是最可靠的證明。綜觀我一生也遇到數次危難，尚倖每次總能有驚無險過關，理應感恩於上蒼之安排。

不久船上搭客集合在船頂甲板上排隊，有好心的鄰人牽我手攜「入口紙」去排隊。在排隊等候菲方移民局人員檢查時，不慎手上的「入口紙」飛落，隨風吹飄至船尾處，眾人呼喊為我緊張極了，萬一吹落海，我就會被送回香港，全功盡棄。當時在附近的人搶前一步捉住「入口紙」，有驚無險，當然我是被眾人罵了一頓。這也算是命中帶貴人吧！

我隨著人潮上了碼頭，緊張的心情隨步伐而增加。我猶牢記：到馬市碼頭會有人伸出已斷了四根指頭的手臂的人，就是我父親。身邊只帶兩盒餅乾和旅行證件，果然安抵馬市父親的宿舍，抬頭一看，招牌是《華僑商報》的「中華印書館」。

庸人自有庸福——印刷生涯之開端

我和父親就住在中華印書館宿舍裡，同房的有經理陳永甚，福建人，獨身，家在唐山。父親當時已是副理，他的職責是分派工作、對稿，然後叫菲人送稿去給客戶。同樣排字印刷的工人都是老廣東同鄉，有六、七位，都尊稱我父親為「賜哥」或「賜叔」，顯然頗受員工的尊重。父親對員工極為關照與愛護，動歪腦筋的事與他從未發生過緣分，他給人的總比受人的多。也許我之有今日的福份是他夫婦一生所修的前緣，他倆的孫輩就很難臆測了。

中華印書館的印刷生意在商報的引導帶頭，及陳永甚的經營之下，業務蓬勃發展，岷市此後二十年間印刷業之新秀人才均出自此時之培養。此後十年另起爐灶者多若春筍般興起，大都皆能生存，甚至超越「中華」，因後起之秀敢於投資新生產工具與科技上的改進。由商報獲得的客戶相繼失落，「中華」遂走下坡，企業之運途大都如是，無分中外與時差。正所謂「後浪逐前浪」。

但在這二十年間，經理陳永甚是精明而又頗厚道的人，與商報的經理林曙明頗類似，耿耿忠心二十年，直至商報與中華被戰火焚燒成廢墟、老闆于以同被日人殺害為止，始終把公司看成他唯一的家。我父親亦如是。他人生唯一大目的就是跟個好老闆長相廝守，他個人與家庭的幸福，犧牲到底無容考慮。

陳永甚與林曙明晚景都不甚佳，我父親卻是庸人自有庸人福，在晚近的二十年裡，享有天倫之樂，亦無窮困之憂。世間事頗難以一「理」字推論之，他們三人之間，父親的天聰與人和是最差的，脫不了「因果報」與「緣」吧！

母親最幸福的十年

我是祖父大家庭「眾望所歸」的長子孫，故母親私自讓我獨自搭船去馬尼拉市找我父親一事，在那個大家庭裡掀起一陣大騷動。翌年母親和三弟也「出走」來岷市團圓，任由那大家庭自行瓦解。母親與環境掙扎的勇氣，使我敬佩終生，也是我一生成長時與環境奮鬥的啦啦隊！

我父親是報館的印刷工人，要識字方能勝任，收入還算小康。一九二○年代識字的華人並不多。尤其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一年這十餘年，是《華僑商報》與中華印書館互相攜手繁榮成長的黃金年代。父親也位居高級職員（副理）的行列，故能在較優裕的環境中養育我們一家四口。

期間我們數度搬過家，總離不了華人密集之區，都是租屋。父親終其一生從未置過產。一九三○年公司有了汽車，晚上送他回家，車子就停在家裡，第二天再送他上班。

我也在中山小學就學，而華僑中學、中正中學、菲律賓國立大學，再至馬布亞工專（戰爭所迫）。這十餘年間，兄弟兩人求學都由父親勉強維持。

小學階段能回憶起來的事並不多，印象不深。

猶記得晚上睡覺都在蚊帳裡，我和三弟華捷同睡地板上。十二歲時有一個頗炎熱的晚上，突然被四周鄰居叫「火燭！」（粵語，即「火災」）

聲叫醒，果然窗外紅光滿天。岷市均是木屋建築，叫火燭很富恐怖感的！只見鄰舍的人都瘋狂的呼喊、奔逃，這時母親竟是裸體從床上下來，一邊尋找衣服穿上，一邊關照我們先下樓去（只兩層）。

火災過後，附近已成一片瓦礫，僥倖的是全家人都平安無恙。岷市是木屋毗鄰，火災通常一燒都是幾十間。

母親要我到青年會（Chinese YMCA）的廚房「搭食」，攜帶三層的館籃回來，裡面有三菜一湯，是我們母子的中飯和晚餐的一部分。途中會經過一個球場，場上有排球網的木稱架，是活動的，就有那麼巧，當我走過時架子倒下，正中我的頭頂。以後的事全然不清楚，醒過來時已在醫院病床上，父母和一大堆人在房內，我能瞪著看他們似乎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原來我已五個小時不省人事。止血之後縫了許多針，傷口約兩寸長，現在猶能用手摸到，此後一個多月都去回診檢查。母親說自從我病好之後比以前更調皮，常常跳上跳下。這與傷勢有關係嗎？

到底誰的責任，醫藥費誰付了，有無賠償，均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從火災到受傷住院，我再次經歷有驚無險，甚至可謂之「大難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