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文學創作的動能，來自他自己的生活記憶。相對於疾步資本主義化的台灣西部平原，黃春明位處東北海岸的故鄉，一直保持著更貼近土地的踏實與素樸，這樣的人民日常生活，成為黃春明記憶中最鮮活躍動的場景，這些扣緊特定歷史脈絡、生活場域與生命經驗的「記憶」，可以說是激發黃春明文學創作的原動力。

像黃春明這樣的小說家，走上寫作的道路本是源於對人和土地的濃厚興趣，他會著眼於時代變遷中小人物的悲喜、辛酸、徬徨、從俗，但不見得有興趣去分析解釋導致變遷的政治經濟原理，他的關懷，始於「人」，也終於「人」。陳映真不同，他當然也是優秀的小說家，但他不論創作小說或其中人物，都還有背後更大的一個背景存在，甚至有些時候會令人產生錯覺，似乎美國跨國資本體系對第三世界施行經濟與文化支配的巨大背景，才是作品真正想要傳達的重點。此外，他博覽群籍而構建出的「後冷戰體系」，也是他在小說家的身分之外的另一種思想創作。

這兩位作家出現於文壇的時候相去不遠，同時經歷六○年代現代主義時期的內向探索，和七○年代美╱日資本主義文化入侵台灣的時代氛圍，而一九六六年後更同屬於《文季》社群，私交甚篤。筆者在年齡上略小於他們，他們創作高峰期上最熱切的讀者，正好就是筆者這一批文學青年。許多作品如今重讀，仍能憶起當初第一次閱讀的感動。亦緣於同時代的關係，筆者對兩位作家之間相互影響的部分、作品中如何反應共同時代課題的部分深感興趣。是故本人打算由作家寫作史中，找出他們各自創作曲線中的共同點，試圖在這樣一個相近的基礎點上，比較他們兩位作家的共同關懷主題中，異質的作品特性，探討其中所顯示的意義。

黃春明的作品分期，有兩階段論，也有三階段論。當然所有的分期都只是為了討論上的方便，本文以兩階段來區分，早期是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其中大部份是帶有現代主義風格的少作；後期是一九六七年以後，風格明顯包括兩種，一是書寫宜蘭鄉土人物，見證時代變遷中小人物的種種反應，二是移居台北，任職廣告公司後所見的都市人事物，特別是幾篇躂伐美、日兩國有形無形的經濟、文化侵略的作品。這兩類作品在時間上參差互見，若必要定出先後，則是前者稍早。

在此同樣把陳映真的作品大略分為兩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七月，也就是〈麵攤〉到〈六月裡的玫瑰花〉是第一階段；一九六八年五月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一九七五年七月蔣介石死後，減刑出獄，再經數年的沈潛、思考，一九七八年三月〈賀大哥〉、〈夜行貨車〉開始一系列的「新殖民主義」作品，以迄〈山路〉、〈鈴璫花〉、〈趙南棟〉系列以白色恐怖為題的作品，皆可歸於第二階段。黃春明與陳映真兩人相映成輝的創作曲線，表現在以下三點：

1. 1. 在文壇初試啼聲的早期作品都帶有現代主義的風格，此為一九六六年之前，但此時兩人尚未同屬《文季》社群。

2. 2. 一九六六年對兩人來說，都是一大轉折。陳映真自稱風格轉向「嘲諷和現實主義」，代表作品是〈唐倩的喜劇〉；黃春明開始在台北生活，他作品的兩種迴旋主題分別是過去──宜蘭鄉土的人事物，以及現在──台北都會所見所感。兩人作品中重疊的主題是台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美國陰影，例如陳映真的〈最後的夏日〉、〈六月裡的玫瑰花〉，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小寡婦〉等。

3. 3. 陳映真筆下對美國經濟文化侵略的批判，經過累積與獄中經歷、思考，日漸豐厚。獄中所見所識者讓他「後冷戰時代」的理論因而構築完成，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理想──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兩極光譜中，個人必然萎縮、異化的悲劇命題。可是黃春明沒有持續發展這類主題，反而在書寫鄉土和小人物的主題上找尋到自己的聲音色彩，建構出黃春明式的人物與世界。兩人最不重疊的部分，反成了兩人各自最鮮明的識別標記。

由創作歷程來看（請參閱文末附表），陳映真的處女作尚且晚於黃春明出現，他的作品一開始便集中於《筆匯》、《現代文學》、《文季》等當時文壇的重要刊物發表，而那早期陳映真式的蒼白無告、人道關懷風格，加上能言善道、英文特佳，強烈的領袖氣質，使得他的人和作品，一時之間幾乎成為《文季》集團的標竿，當時如筆者這樣的文學青年，每期拿到《文季》，首先帶著最大熱情拜讀的就是陳映真的小說。陳映真在《文季》團體獨領風騷的時間持續長達八、九年，到他入獄為止。

黃春明最早出現於台灣文壇的時間是一九五○年代後半期，他的處女作〈清道夫的孩子〉，於一九五六年以春鈴的筆名發表於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務通訊《幼獅通訊》，當時還是屏東師範的學生，這個時間約略是六○年代現代主義萌芽之前。六○年代前半期，在一片「現代」聲中，他創作出一系列被《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賞識的短篇小說，可是這些少作，被後期的他自己消遣說其實非常心虛，只知道拼命跟著人家「現代」，就彷彿他其中一個短篇的名字：〈跟著腳走〉。這意思是：跟著腳走，腳要去哪裡就去哪裡，頭在這裡似乎是沒什麼作用的──十足黃春明式的自我嘲諷。這是他對自己第一階段作品的看法。

黃春明初次躍登全國重要副刊聯合報的作品是〈城仔落車〉，標題中已隱然顯現他對城鄉問題的思考，以及他小說中人物該使用何種語言的問題。也是因為這篇文章遇到了林海音，林海音的溫暖鼓勵和對作品的絕對尊重（一字不改，特別是他所強調的標題），才有了後來的聯副九作，時間一直持續到林氏離開聯副，黃春明在這段時間內以行動表現出對編輯的忠誠度，也經由此過程逐漸成就了自己。筆者推測，發表於聯副不同於發表在《文季》，副刊的讀者群較一般性，《文季》的讀者群裡就不知隱藏了多少雙銳利的評論家之眼，對寫作者來說必有一定的壓力。陳映真文名早著，陳氏風格又獨一無二，他可以有相當的自信不去考慮這種問題；但黃春明不然，他還羞澀，不夠自信，有林海音這種兼具豪氣與慧眼的文壇前輩以行動給予肯定支持，對這位宜蘭鄉下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鼓勵，黃春明會說「如果不是您……我也不會是今天的我了」^{^[1]}^[1]，意義當在於此。

這時期正好也是兩個人同時的現代主義實驗期，現代主義在一九六○年代初期的文壇，是少有人能豁免的一場熱浪。兩位作家尚未相識，且一在台北，一在宜蘭，都齊齊跌入熱浪之中，可見威力之大。陳映真此時期的作品已約略浮現知識分子的蒼白輪廓，黃春明此時卻仍像初生之犢，在青澀中看得出強大的豐沛生命和極大的可變性，真正被視為「黃春明式」的人物和敘述模式都尚未成型，而他也自承寫來心虛，他以為小說就必須是要這麼寫，因為他看到被稱譽的小說都是帶這麼點朦朧、這麼點頹廢、無依，所以像〈城仔落車〉這樣的語言堅持和人物典型沒有順暢地發展下去，可能是受到時代空氣的干擾，努力地寫出了並不貼近他自己心靈的作品，展開了一段摸索的旅程。

陳映真曾經把一九六六年當作他向新風格過渡的一個轉捩點，他說：

一九六六年以後，契訶夫式的憂悒消失了。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當陳映真開始嘲弄，開始用理智去凝視的時候，他停止了滿懷悲憤、挫辱和感傷去和他所處的世界對決。他學會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靜、更客觀、從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2]}^[2]。

陳的轉變來自對現代主義的不滿，他認為現代主義必須再開發，而開發之道一是回歸現實、反映現實；二是知性與思考的建立。他本人很清楚地朝這方向努力。表現在作品中的就是題材多樣化地切入社會各階層，也呼應時代的脈動，例如〈六月裡的玫瑰花〉寫越戰的黑人士官和台灣吧女的戀愛，〈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寫父子關係，也帶進大陸人流寓台灣的失落和哀愁，〈第一件差事〉著眼點同樣是來台大陸人，顯見此一題材為他所獨鍾，一再使用各種角度，試圖把一個個人的感情，凝塑成一種台灣時空下的生活實像^{^[3]}^[3]。為表示對首善之城台北知識界的不滿，特別是某些理論學說如野草般的遍地生長，知識分子卻無能檢驗，一味盲從西方，他創作了〈唐倩的喜劇〉、〈最後的夏日〉，著實地諷刺了知識分子的虛矯姿態和無根的追逐。以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取鏡，和作家觸鬚的旁生，美國新殖民主義的陰影還沒有真正成為他作品的主調。可是就在一九六八年，陳映真因「民主台灣同盟案」入獄，七年後方始出獄。獄中經歷使得他自認是白色恐怖時代受難前輩的精神繼承者，繼承的除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之外，也包括對社會主義和隔岸中國理想化的投射。出獄後他創作了一系列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小說，和一系列批判資本主義強權國家在第三世界的新殖民，筆力萬鈞，可以讀出他的急切和動力之強，可是就從此時開始，他作品中的人物就慢慢縮小到成為巨大背景前的幾個剪影而已。

一九六六年正巧也是黃春明辭去中廣宜蘭電台的工作、結婚、移居台北的時間，就是在這一年，他經由七等生的引薦結識了尉天驄等人，並且參與了《文季》的編輯工作。這個階段初期的黃春明還在猶疑不定，台北人人都在說現代，不跟大家一樣好像令人恐慌，但真正寫來也有點心虛，就這樣徬徨猶疑中，他留下〈男人與小刀〉、〈跟著腳走〉、〈沒有頭的胡蜂〉、〈他媽—的，悲哀！〉、和劇本〈神、人、鬼〉等等他後來未收入皇冠版集子的作品。造成他自我發現、自我肯定的原因之一是，他的說書人（story teller）特質受到《文季》同人驚喜地注意，許多人（包括姚一葦）肯定他的語言魅力，著迷於他口中的鄉下小人物，甚至建議他直接以錄音帶出版。他最擅長述說的當然還是他家鄉羅東的人事物，但這兩項「擅長」的結合，還需要一段醞釀期，才會出現在一九六七年以後。不過，加入《文季》，以及開始在聯通廣告公司上班，這樣的新環境必然帶來新刺激，對於美、日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侵略滲透，陳映真有他的理論來源，而黃春明擁有的卻是他自己的生活體認；陳映真感受較深的是「美帝」，而黃春明的生活範圍中，卻是來自日本這個民族的刺激與干擾較多。劉春城在《愛土地的人》一書中如此描述：

黃春明的日文不錯……那時台北廣告公司幾乎都沿用日本制度，從日本學習廣告技術，上上下下滿口日語和日式美語，也運用日本那一套管理觀念，──員工必須絕對忠於公司和工作，只是避而不談對員工的照顧，鄉下人請長工還講一點道義，台北的工商界是決心不顧了，而我們就憑這些廉價易得和勤奮不懈的勞力創造了經濟奇蹟，……黃春明這個廣告奇才，在那時已看出工商界的毛病，無非都是美日資本社會對付開發地區的伎倆，假本地資本者的手做代理人，來剝削一般勞苦大眾罷了，跟日據時代並無差別。^{^[4]}^[4]

同樣的，這類生活體驗也必須經過沉澱，才能化為文字，他可以說是一邊把那些潛藏在他心中捶鼓吶喊、不時想要掙脫出來的故鄉人物一一點化成真，一邊敏銳地注意身邊正發生的「台北都市進行式」，所以才有一九七一年以後的八篇城市小說出現。這些作品極其尖銳地點出台灣處於為美日兩國政經邊緣地帶的位置和扭曲，若非如此尖銳辛辣，恐怕也難以如實反映一九七○年代一連串重大事件給台灣民眾心理上帶來的衝擊。

六○、七○年代以來，美國文化透過強勢的國家機器以及商品行銷機制進駐台灣，黃春明對此有很深沉的思索與批判。台灣在脫離日本殖民後，反而進入被美、日經濟強權國家在經濟╱文化進行「新殖民」，美╱台、日╱台間長年糾葛不清的政經文化依附關係，是台灣當時的時代課題。他透過俗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變遷，勾勒出一幅新的台灣民間社會圖像，在這個社會圖像中，生活型態的改變僅是表象而已，細究之下，黃春明更急於陳述的，是台灣既有文化價值體系的崩解，以及人際關係的扭曲與疏離。他筆下種種光怪陸離的跳樑人物，基本上是集人性的種種軟弱與限制而成，所以作品只需反映細節，細節堆疊出怎樣的社會實像，便視讀者同意或共鳴的程度而定。收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我愛瑪莉》一書中的若干篇章，便是在這樣的價值關懷與深沉觀照中誕生的。其中，〈蘋果的滋味〉裡的建築工人阿發，在洋人所「贈予」的蘋果的滋味中，渾然忘卻自己已然失去一條腿，失去可以自主的謀生資本，然而，蘋果之所以美味，卻並非緣自蘋果本身的肉質，而是延伸自「洋人所送的蘋果」之象徵性意義；對阿發與家人來說，他們嚼在口中的汁液，其甘甜味美與其說是來自蘋果本身，不如說是來自於對西方文化沾上邊的喜悅。在西方文化巨大的侵蝕力底下，一如阿發這樣的庶民，長久以來為別人蓋高樓，卻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優質生活空間，也只能以嚐得「蘋果的滋味」來自我安慰。

世界體系中的主流文化挾其豐厚的商業資本，並且憑藉媒介無遠弗屆的延展力與穿透力，對弱勢國家造成經濟的剝削與文化的滲透，而弱勢國家的主體文化則相對地產生「滲漏」的現象，無法在保有主體意志與文化脈絡地前提下向前發展。〈蘋果的滋味〉中的阿發以嚼食洋人饋贈的蘋果為樂，呈顯的是令人鼻酸的卑微，然而，〈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卻是「黃皮膚白面具」的「洋奴型」人物，以西方生活方式為最高的價值取向，甚至甘於揚棄自己的名字，呈顯出來的已不僅僅是無奈的卑微，而是可厭的卑屈了，黃春明以一貫的幽默嘲諷的筆調，勾勒出所謂「洋奴」的樣貌。

黃春明筆下的知識份子，雖然在現實社會中可以擁有較多的生活資源，但比起鄉俗小民來，卻似乎更加難以掙脫生命既有的框架，光鮮的外表底下，生命卻無有尊嚴，甚至為了生活，必須甘做被擺弄的棋子。在〈莎喲娜啦．再見〉一文中，以日本的買春商團為主體，衍述作者對於商業邏輯非人性機制之批判，而隨著黃春明本人離開素樸的羅東小鎮，來到台北都會謀職，生活場域的變遷，使他更加貼近地看到資本主義商品邏輯在台灣急速流行與播衍的情況，也更加敏銳地觀察到這種變遷所導致的台灣社會變遷與文化異變。被迫帶領「千人斬俱樂部」的一干日本人到礁溪去嫖自己同胞姊妹的黃君，即是典型的例子，由於身處資本主義體系的跨國網絡之中，充當商業資本之流通與再生產的一顆螺絲釘，黃君的身體自主權更加薄弱，他雖有滿腔的不願與不滿，卻也無法抗拒這項充任「皮條客」的任務，至多只能藉著言語嘲諷與調侃來自我安慰，用阿Q精神來壯大自己。比起〈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敘述者黃君空有較好的謀生技能與社會位置，卻也只能匍匐在日本「千人斬俱樂部」的「利劍」之下，成為「去勢的男人」。台灣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其被殖民的狀況比之日本政府領台之際並無太大差異，〈莎喲娜啦．再見〉中的角色與情節皆誇張地加以表現，但把台灣當年的歷史情境與文化脈絡則陳述得頗為貼切。

黃春明在七○年代即敏銳地觀察到西方強勢文化滲透、台灣主體文化滲漏所衍生的文化認同危機，他透過文字所預言的結果，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都已不幸言中，做為一個作家，黃春明有其一貫的社會關懷與人性觀照，也有無可剝離的土地認同與歷史記憶，以及向未來探照的纖敏觸角。黃春明透過他一系列的文學創作，一方面在測量社會脈動，挖掘社會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是在探尋自己做為一個作家（知識份子），所能夠站穩的著力點。

黃陳兩人在這段時期內主題重疊的作品，比較起來，黃春明即使認為許多人物的心靈扭曲或悲劇，是社會變遷造成，他站在跨國公司的前線，對那不可見的「翻雲覆雨手」也有深沉的思考，但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都還是：「人，怎麼能變的如此？」而他的人格特質卻總是使他溫和地站在距離之外，只把鏡子拿給你看：「看看，你是這個樣的。」他不疾言厲色也不愛之深責之切，恐怕跟他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屢屢被寬容諒解有關。說書人的特質就如同鏡子反映人物實像，小說家的特質還能進入心靈探尋理解，他在這兩個層面上都恰如其分地掌握了要點，並未踰越，也未曾擔任唐吉訶德式的解救者和希臘悲劇式的全知預言者。這是他的成功處，作品中人物因之而走上了各順其性的道路，即使愚昧、悲苦、不明所以。

陳的為文基調成型甚早，並且他一開始就是用理性思考寫作的人，他所寫的都是他所思考的、他認為他應該寫的、他認為他應該反映的現象與問題，可以說，小說創作只是他平日論談與關懷方向的具體成果。陳入獄之前他們同屬《文季》集團，又同在跨國企業公司就職，促膝清談、月旦時勢的時刻一定所在多有，相信台灣社會變遷的話題必曾出現在討論之中。入獄之前陳映真還只處於現實主義的嘲諷針砭，其後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多少染上了作者的精神，都背負著重大的陰影生活著，這陰影有時是跨國集團的經濟文化殖民，有時是白色恐怖的如影隨形，引人探問的總是：「是什麼導致他們如此？」至此，人物反成道具。這點將在下節詳述。

一九六七年，黃春明首次於《文季》發表〈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之後，終於找到一個比較不心虛的出路，就是書寫他最熟悉的故鄉人事，這批小說到了一九七○年代，「回歸鄉土」之大纛高舉時，甚且還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鄉土小說──儘管他本人並不十分認同這種「稱譽」。對他而言，「鄉土」並非刻意標榜或建構出來的文學虛像，反倒是真真實實的生活實存，這些他十分熟悉的人、事、時、地、物，這些確曾發生過的生活場景，在他提起筆、攤開紙張之際，自然而然地進入他的思緒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文學的素材與圖像。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屋頂上的蕃茄樹〉一文中，黃春明清楚地述及他的文學泉源，那些鄉俗小民似乎想借黃春明的紙筆發聲一般：

他們像人浮於事，在腦海裡湧擠著浮現過來應徵工作似的，------費了很大的勁兒想把腦子裏的老鄉拂去。但是他們死賴活賴不走，還有我自己溫情的根性所纏，只好讓他們在那裡吵嚷，而無奈以對。^{^[5]}^[5]

黃春明其實很清楚自己文學關懷的面向與緣由，真誠的「感動」是他書寫的能量，他堅持寫能夠感動自己的題材，因為文學創作者唯有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黃春明筆下的鄉俗小民之所以能夠感動他，在於他們內蘊的深沉生命力，而他不僅想用文學來描繪這股強韌的生命力，還要去探究這股生命力之所以燃生的原因：

我在想，所謂小人物的他們，為什麼在我的印象中，這麼有生命力呢？想一想他們的生活環境，想一想他們生存的條件，再看看他們生命的意志力，就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動。------如果能寫成功這種作品，永遠永遠，不管何時何地，都會感動人的心靈的。^{^[6]}^[6]

通過這一類鄉土作品，黃春明與筆下的小人物都活生生地存在讀者心中。黃春明筆下鄉俗小民的「生命力」，展現得既卑微又尊嚴，既原始又真誠，總是在逆境中賣力生活，人們雖無權自主選擇生命起源的時空，卻有權決定如何讓生命落實茁壯；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如〈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青番公的故事〉裡的青番，〈兒子的大玩偶〉裡的坤樹……，都是在大環境中無法自主的卑微小人物，然而他們也都努力想在逆境中找尋可以著落茁長的土壤。

這些有血有肉的鄉土人物，從來信仰著「一枝草，一點露」、「人在做，天在看」等庶民哲學，在他們的認知中，只有懶惰、敗德的人才可能走投無路，只要勤懇節儉不作惡，上天是不會絕人生路的。這套生存哲學穩固存在了數千百年，誰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會面臨挑戰。台灣社會所遭逢的最巨大轉變，是發生在一九六○年至今的數十年間，經濟學者可以提出許多的數據說明，政治學者也可以創發各種理論辨證，但鄉間的庶民百姓仍然難以理解，為何某種職業會完全不再被需要？為何辛苦耕作整年的結果，不一定換來溫飽和尊嚴？為何必須要接受下一代離開故鄉、也離棄農業的必然歸趨？農村的風貌為何也漸漸改變？……太多的疑惑都超出前人俚諺傳授的範圍。這就是他們對「台灣經驗」、「經濟起飛」等名詞的感受。

要清楚解釋這個變遷的過程並不容易，更不可能阻止趨勢的進行。作為小說家的黃春明，帶著他對故鄉人的溫情眷戀眼看著社會變遷過程步步進逼，必然有感。他選擇做的，就是記錄這種過程，而非描繪過程背後那巨大的機制和「帝國主義主使者」的陰謀。

同樣注意到台灣社會面臨的巨大質變，陳映真是不以「反映」為滿足的。從早年左傾的社會主義思想，入獄後構思「冷戰體制論」，出獄後借助「依賴理論」批判資本主義體制，做為思想家的陳映真批判了自七○年代以來的大眾消費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知識份子的種種弊病，建立了自己的體系。不管贊同或反對陳映真觀點的文化界，對於滔滔不絕的陳映真，都充分感受到他的雄辯，這樣的雄辯家，寫下了系列的經濟小說〈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貨車〉、〈雲〉、〈萬商帝君〉，對於跨國企業的「新殖民主義」表達了強烈的控訴。他對台灣問題的思考也開始較像是社會學家而非小說家，小說只不過是他的一種表現工具。這可以從他出獄後，也開始從事評論工作看出來，他首先拿來開刀的作家就是他自己。評論家許南村出現，帶來結構龐大的後冷戰體系、新帝國主義等理論。陳的英文程度本來就很好，直接吸收西方理論不成問題，加上他自己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間的親身體驗（美商輝瑞藥廠），表現出一個社會主義者對於過度資本主義化、人類被異化、馴化的憂心的一部份，加上由於台灣特殊的地理歷史因素，既位於東、西世界霸權爭奪戰中太平洋戰略位置的中點，又有五十年被日本殖民統治之經驗，自然大有再度被不知不覺地殖民化之危險。一般平民百姓見不及此，他這種出身小市鎮，特別能體察民瘼的知識分子不能不知，更不能知而不言。所以，一系列「新殖民主義」的作品，堆疊出陳映真化理論為創作的文學高塔，少有作家能在作品中如此忠實熱烈地擁抱自己的理論，陳映真做到了，可是他筆下人物的存在感和說服力未免就被削弱了。

而〈山路〉、〈鈴鐺花〉、〈趙南棟〉等系列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小說，同樣出自於他要為湮滅的歷史證言的用心，雖則其中包含著令人動容的「愛與犧牲」，但他亦不以呈現、反映為足，背景的牽扯力量之大已經影響到人物的自主性，於是造就了一群獻身理想的聖人聖女群像，反而脫離人間。

如果說陳映真作品總是具交響曲般的主題、重量與厚度，那麼黃春明作品就像小奏鳴曲，輕靈徐緩，帶點淡淡的憂悒，在幽默中訴說著生命的甜美、無奈與憂傷。兩者都在對生命發言，本無曲式或標題上先天決定的優劣，只是因創作者人格特質之別，產生了差異。

黃春明本身是沒有太堅強理論架構的人，但是由文學活動和文壇結社的關係可以推測，他以他的敏感和直覺所感受的社會現實，經過與「親密戰友」陳映真的相濡以沫以及可以想見的高談闊論之後，會有焦點集中、主題重疊的創作出現，在同時代的文人集團裡，也是極為正常的現象。然而這類反映「買辦經濟」、「跨國公司」的小說如〈小寡婦〉、〈我愛瑪莉〉，由於太過急切表達理念，反而沒有先前的作品自在，而充滿了鑿枘之跡。在評論家眼中，甚至有「〈蘋果的滋味〉、和〈莎喲娜啦．再見〉勝過〈小寡婦〉和〈我愛瑪莉〉，也要勝過陳映真的『華盛頓大廈』系列」的三等級論⁷。

因此，有無理論架構並不是決定小說好壞的因素。如前所述，黃春明小說創作的動能來自他自己的生活記憶，而他的主題意識，也都緣自他對現實社會的觀察與反思，其主角無論是鄉俗小民、都會裡的邊緣族群、跨國資本體系中的一顆小螺絲釘，或者是以西化為傲的知識份子，都具有無法自主的無奈。一向吸引黃春明眼光的就是「人」的種種作為與反應，雖然他也敏於認知社會結構與文化內涵的「變遷」，有著相當多的感觸與思考，由於他經常是以俗民的日常生活為文學的基本視點，因此，他所見到的「變遷」便是充滿了無奈、矛盾與衝突的眾生相，他讓他們輾轉於時代之輪的帶動中，以自己選擇的方式存活下去。並不濫用作者的絕對權威去拯救或改變，也不讓「新殖民主義」的宿命斷絕他們的生存希望，所以，他筆下的小人物，幾乎沒有厭世、墮落、虛無到底的類型，即使是〈我愛瑪麗〉中的陳順德，豈非也是一個拼命努力的台灣人形象？

黃春明另一個可能受陳映真影響的部分，是年輕時代陳映真的馬克思理論與雄辯，在文友密切交往中加深了黃春原本對社會主義的印象與好感。

黃春明的努力寫作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得到第二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⁸，他第一個想起來的人是他初中時代的國文老師，王賢春。這位年方二十五、六的年輕老師，據說是屬於中國共產黨青年南方工作隊的匪諜，死於白色恐怖時代的槍下。她的溫柔鼓勵，對黃春明一生走上文學之路有莫大的影響⁹。黃春明從來不曾表明他有社會主義思想，也是第一次批露這件往事，但從他這篇得獎感言中可以窺見，他對他敬愛的王老師的政治信仰，是同情的。他說：

她那麼年輕就有遠大的理想和志向，縱使她的信仰跟此地的環境不符，可是她愛國家、愛民族、愛廣大受苦受難的百姓的那種情操，不是我們一再在學習和修鍊的功課嗎？¹⁰

這種對社會主義模糊的好感，當然比不上陳映真本人的熱切。陳映真在六○年代便醉心於馬克思學說和毛澤東思想，不但曾翻譯《共產黨宣言》，也曾走上幼稚行事的組織道路。一九六八年，他因「民主台灣同盟案」入獄七年，在獄中「直接會見了少小時後大人們在恐懼中噤聲耳語所及的人們和他們的時代」，「也會見了被暴力和謠言所欲湮滅的歷史」¹¹。不間斷的思考，形成他的巨大理論架構，他描寫跨國企業也好，白色恐怖也罷，都可說是這一套理論的具體實踐。誠如姚一葦所言：「他不再反映個人的問題，他要描盡整個時代」¹²。

在某種程度上黃春明批日批美韃伐資本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其基調是相當貼近陳映真的。他雖沒有因政治的狂熱而入獄，卻也對社會主義信仰所具有的高度純潔與理想色彩而感動；他們同樣曾經服務於美、日資本為主的跨國公司，看盡外人與台人的各種醜態，非形諸辛辣尖刻的文字不足以排除心中的憤怒。陳映真是市鎮小知識份子出身的作家，對抽象的理論之吸收並提升理論之高度，有著濃厚的興趣，因之文化、政治、經濟評論在他的文學生涯中佔有相當的份量，也有足夠的力道足以成為一方之霸，擁有甚多的信徒；黃春明則是小鄉鎮商家之子，多了一些世俗性、庶民性，少了一些無奈、蒼白、自憐、沮喪和徬徨，他以豐富的生活體驗將各色人等演繹得自然合理，人物面目身影躍然紙上。魯迅的話庶幾可以形容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¹³

黃春明憑著感覺，創造了豐富的文學風貌；然而當他跟著頭腦（理性）的指導而走時，有時不由得心虛、恐慌；跟著巨大的理論試圖寫大作品，他的小說風格越是模糊；他越靠理論來支撐時，他的小說越變得只是演繹理論的工具。黃春明其實是不需要理論的，社會本身是他最大的一本書，生活其間，細心觀察人世間的形形色色，文學家的黃春明越能得其所哉。

本文原發表於<<成大歷史學報>>，第二十五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99.12

本文撰寫時猶在病中調養之際，每有力不從心之感。一九九八年九月中應邀出席北京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黃春明作品研討會」，寫作期間承蒙黃春明先生、清華中文所學生許維育、陳建忠、成大歷史所學生陳明成陸續提供相關資料；南台工業技術學院講師葉瓊霞、台灣文化學院講師楊翠，提供對話與觀念，才勉強草就此文。謹此致謝。

^{^[7]}^[1] 黃春明出版《小寡婦》（台北：遠景，一九七五年二月）時，即請林海音寫序，在序文〈這個「自暴自棄」的黃春明〉中引述黃春明的話說：「如果您在十幾年前退了我初次的投稿，我就不會繼續寫小說，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前揭書，頁二。

^{^[8]}^[2] 許南村〈試論陳映真〉，收於陳映真《將軍族》（台北：遠景，一九七五年十月），頁二六。

^{^[9]}^[3] 參見宋冬陽〈縫合這一道傷口──論陳映真小說中的分離與結合〉，原發表於一九八一年七月《美麗島》雜誌四十七、四十八期。本名陳芳明的宋冬陽在詳細討論陳映真的小說人物之身分與結局之後，指出：「以陳映真的早期小說為例，大陸人與台灣人之間似乎沒有互相認同的地方，他們各自背負自己的歷史命運，也各自生活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因此，兩個陌生的世界交會時，自然就產生了種種的衝突與悲劇。」見「陳映真作品集14」，《愛情的故事〔論陳映真卷〕》（台北：人間，一九八八年五月），頁一三九。

^{^[10]}^[4] 劉春城《愛土地的人》（自印，一九八五年十月），頁二五一。

^{^[11]}^[5] 黃春明〈屋頂上的番茄樹〉，收於《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一九八九年七月），頁三三。

⁷ 比如說評論家彭瑞金即有〈我不愛瑪莉〉之評，呂正惠在〈黃春明的困境—鄉下人到城市以後怎麼辦？〉（《文星》100期，一九八六年十月）亦如是說：「經濟的矛盾必須從情節中自然而然的發展出來，而不是讓情節成為某種政治經濟哲學的傀儡，不是『創造』一個框架以後把自己的觀點套進去。在這方面，〈蘋果的滋味〉、和〈莎喲娜啦．再見〉無疑要勝過〈小寡婦〉和〈我愛瑪莉〉，也要勝過陳映真的『華盛頓大廈』系列。」見《文星》100期，頁一三七。

⁸ 評審委員如下：王拓、余光中、李瑞騰、季季、洪銘水、陳曉林、黃碧端；得獎理由如下：「黃春明的小說從鄉土經驗出發，深入生活現場，關懷卑微人物，對人性尊嚴及倫理親情都有深刻描寫。其作品反映台灣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的變遷軌跡，語言活潑，人物生動，故事引人入勝，風格獨特，深具創意。」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會訊》第十期，頁三。

⁹ 黃春明的王老師在他生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多麼類似於少年陳映真崇拜與學習的陸姓外省小姐姐，她也在白色恐怖下犧牲了。參見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台北：遠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自序〈鞭子與提燈〉，頁二四。

¹⁰黃春明〈王老師，我得獎了〉，《聯副》，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文中還提及「王老師介紹我看巴金，還有一些大陸作家的作品。另外她還送我兩本她的舊書；一本契訶夫短篇小說集，一本沈從文的小說集，並且常找時間問我讀小說的心得。」這種影響，絕對是根源性的影響。

¹¹ 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於《陳映真小說集》前序，（台北：人間，一九九五年一月）。

¹² 姚一葦〈姚序〉，收於《陳映真小說集》前序，（台北：人間，一九九五年一月）。

¹³ 魯迅〈漫談“漫畫”〉，收於《魯迅全集》卷六（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版第八刷），頁二三四。

[1][1] 黃春明出版《小寡婦》（台北：遠景，一九七五年二月）時，即請林海音寫序，在序文〈這個「自暴自棄」的黃春明〉中引述黃春明的話說：「如果您在十幾年前退了我初次的投稿，我就不會繼續寫小說，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前揭書，頁二。

[2][2] 許南村〈試論陳映真〉，收於陳映真《將軍族》（台北：遠景，一九七五年十月），頁二六。

[3][3] 參見宋冬陽〈縫合這一道傷口──論陳映真小說中的分離與結合〉，原發表於一九八一年七月《美麗島》雜誌四十七、四十八期。本名陳芳明的宋冬陽在詳細討論陳映真的小說人物之身分與結局之後，指出：「以陳映真的早期小說為例，大陸人與台灣人之間似乎沒有互相認同的地方，他們各自背負自己的歷史命運，也各自生活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因此，兩個陌生的世界交會時，自然就產生了種種的衝突與悲劇。」見「陳映真作品集14」，《愛情的故事〔論陳映真卷〕》（台北：人間，一九八八年五月），頁一三九。

[4][4] 劉春城《愛土地的人》（自印，一九八五年十月），頁二五一。

[5][5] 黃春明〈屋頂上的番茄樹〉，收於《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一九八九年七月），頁三三。

[6][6] 同上註，頁四一。

7 比如說評論家彭瑞金即有〈我不愛瑪莉〉之評，呂正惠在〈黃春明的困境—鄉下人到城市以後怎麼辦？〉（《文星》100期，一九八六年十月）亦如是說：「經濟的矛盾必須從情節中自然而然的發展出來，而不是讓情節成為某種政治經濟哲學的傀儡，不是『創造』一個框架以後把自己的觀點套進去。在這方面，〈蘋果的滋味〉、和〈莎喲娜啦．再見〉無疑要勝過〈小寡婦〉和〈我愛瑪莉〉，也要勝過陳映真的『華盛頓大廈』系列。」見《文星》100期，頁一三七。

8 評審委員如下：王拓、余光中、李瑞騰、季季、洪銘水、陳曉林、黃碧端；得獎理由如下：「黃春明的小說從鄉土經驗出發，深入生活現場，關懷卑微人物，對人性尊嚴及倫理親情都有深刻描寫。其作品反映台灣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的變遷軌跡，語言活潑，人物生動，故事引人入勝，風格獨特，深具創意。」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會訊》第十期，頁三。

9 黃春明的王老師在他生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多麼類似於少年陳映真崇拜與學習的陸姓外省小姐姐，她也在白色恐怖下犧牲了。參見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台北：遠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自序〈鞭子與提燈〉，頁二四。

10黃春明〈王老師，我得獎了〉，《聯副》，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文中還提及「王老師介紹我看巴金，還有一些大陸作家的作品。另外她還送我兩本她的舊書；一本契訶夫短篇小說集，一本沈從文的小說集，並且常找時間問我讀小說的心得。」這種影響，絕對是根源性的影響。

11 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於《陳映真小說集》前序，（台北：人間，一九九五年一月）。

12 姚一葦〈姚序〉，收於《陳映真小說集》前序，（台北：人間，一九九五年一月）。

13 魯迅〈漫談“漫畫”〉，收於《魯迅全集》卷六（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版第八刷），頁二三四。